翻开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腥恐怖的历史，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南北战争把中国拖向了一个更加苦难无边、积弱积贫的境地。孙中山等仁人志士推翻了腐败的满清，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各种主客观原因，未能取得全国的实际政权，后来为推行他们所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终归失败。在一个文盲占全国人口90%以上、封建余毒根深蒂固的国家，来推行这一套又谈何容易？那是一个需要权威而没有产生权威的年代。因而袁世凯在“国士“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的撺掇下，妄想重登龙庭穿上龙袍搞君主立宪，就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际国内环境了。当时日本和英国等国家，也是君主立宪实行国家走向长治久安国家富强的。但北洋军阀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国内人民的坚决反对，这只癞蛤蟆托生的精怪要搞“家天下”注定成不了气候。后来的蒋介石在国家多灾多难之秋，也装模作样推行过议会制度，其结果被共产党赶到几个孤岛上去了。当然这不全是搞议会制的带来的后果，这里头有个人心向背的问题，但议会制这个舶来品确实没有在中国的大陆取得真正的成功。

    平心而论，议会制这种制度当然比一党执政要民主得多，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多个政党的监督来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当前国人普遍最不满意的是共产党的腐败，大都很怀念毛泽东那个清廉的时代。但毛泽东为了实现共产党的清廉，为使官僚主义无藏身之地，按他的说法是通过人民的监督来清除腐败，也就是用自己的个人权威通过一波接一波的群众运动来实现。而这种群众运动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相当昂贵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明证。他在延安时期就很关注人亡政息和共产党要跳出周期律这个问题，希望共产党人不要当李自成，叫郭老先生写过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警醒共产党人，后来从西柏坡进北京城时说过的一句去京城赶考希望考出好成绩的话。

　　靠一个政党自身来反对自身的腐败，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不光只要勇气，还要有各种主客观条件。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是随便动得了的吗？各种政治经济的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你反得了吗？其结果是“越反越腐”，现在的各项改革也是举步维艰，老百姓总是责怪医改越改老百姓越看不起病，房改越改老百姓住不起房，等等，为什么改不好会失败？这是因为既得利益的阶层动不得的，一动就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激化，甚至引起整个国家的动荡。这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所不愿意看到的，人心思稳，人心思富，这是时代的主流。前些年学子们闹着要反腐，反到了太岁头上，其结果又会怎样呢？但随着“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向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彻底转型，政治制度的改革已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但要在当前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民素质偏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当前的中国有谁敢站出来冒这个风险吃这只螃蟹呢？弄的不好是要造成流血冲突的，甚至会造成国家长久动荡不安的。孙中山和宋教仁先生孜孜以求所走过的路就是前车之鉴。

　　但愿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甚至几代比我们更聪明，更有勇气。我敢预言，实现民主政治是必由之路，只是时间的问题，总有一天，谁搞腐败就让谁“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