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从网上转过来的文章，虽然充满官方的官味儿，但是却很鲜明地体现出当时人们心中的权衡。张家界除了景观什么都没有，如果真的为了赚钱而破坏了赖以生存的景观基础，那么老百姓的好日子也真的到头了。矛盾和困难是在沟通中解决的，官员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与群众的沟通。看着文章中的故事，尽管有夸大和歌颂的成分，但是还是蛮感动的。

1.一个美丽的错误

一根根象巨大苞谷杆的石林，奇迹般地栽种在湘西北的山沟里。在山民的眼里，这片苞谷林结出的果子是酸的，它的名字叫贫穷。几千年过去了，峰林的涛声、鸟声依旧，人们日出采集岩耳、果子，围场狩猎，种植五谷杂粮，日落卧听天籁，繁衍生息。

时光流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长着一双双慧眼的人闯入了这片净土，他们说这片大峰林叫风景。于是，黄石寨、天子山、金鞭溪涌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看争奇显秀的峰林，探幽邃奥妙的峡谷，涉流玉滴翠的溪涧，赏波云诡谲的云烟，吸润肺清脾的空气。他们把美景镌刻在心底，带到天南地北，他们把美言挂在嘴边，传播到海角天涯。他们也留下了钞票，留下了财富。

世世代代生活在天子山的彭光宇，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山上种的苞谷刚挂砣，地里栽的红薯刚结果，野猪就来享受免费的晚餐了，把苞谷杆踏得七零八落，把红薯地哄得惨不忍睹。丰调雨顺的岁月也只落得个歉收。饥饿、贫困一直围绕在他的心头。他结婚时，家里只有一间乱石墙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闭塞的山门，一批批游客涌上山头，也带来了一串的难题，客人要吃饭、要住宿，那时，景区交通十分不便，道路险要，荆棘横生，景点间显得异常遥远，为解决客人吃住行等问题，彭光宇一家放下锄头，把几间破屋稍作粉刷，经营起饮食业，接纳几个客人住宿，很快，他就积累了一笔资金。1983年，他在丁心溶建起了一幢家庭旅馆，一年四季生意红红火火；他的资本也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85年，他在茶盘塔建起了一幢300平方米，拥有30个床位的宾馆，生意越来越红火，旅游业带来的巨额利润，吸引了邻里乡亲一个紧跟一个地投入旅游行业。彭光宇回忆道，当时政府为了迅速让老百姓脱贫致富，鼓励人们建宾馆酒店，再加上天子山、索溪峪、张家界森林公园、杨家界分别属于常德地区和湘西自治州管理，为了分享旅游这块甜饼，也竞相建起了一批旅游接待设施。1989年，他担任居委会书记，并将其工作重心从农业向旅游业转移，通过招商引资，旅游产业规模迅速壮大，居委会修了两个停车场，在大观台修了17个门面，建了一栋土家山寨宾馆，整个居委会118户368人，有12户拥有400至500平方米的宾馆，有89%的居民从事旅游业。后来，他又投资100多万元修建了占地1200多平方米的海涯宾馆，完成了第三次创业。袁家界的张玉辉、水绕四门的李发香也有与彭光宇相似的经历，他们的创业史，就是武陵源景区的一部微缩的发展史。

置身于云雾缭绕的峰林奇观，让人如痴如醉，流年忘返，但成片的房屋和夹杂其间的摊棚摊点，又使人产生了置身于闹市的感觉。从天子山风云宾馆步行到贺龙公园，不到500米的道路两侧，深圳富丽山庄、天子山度假寨、南方宾馆等10多家宾馆比肩而立，道路显得异常狭窄，两边的自然风景被遮挡，白晃晃的外墙瓷砖和五颜六色的旅游商品特别耀眼。

在袁家界的“天下第一桥”景点前，三叉路口拥挤着全兴大酒店、土家山庄等接待设施，还有一些卖旅游纪念品、卖苞谷红薯的摊棚摊点。为招徕生意，各家店铺不惜动用音响设备，嘈杂的声音打破了景区的宁静，让人难以感受到“天下第一桥”的神秘感。

水绕四门的状况也大致如此。峰恋高耸的山谷间，排满了30多家门面。占地6116平方米，投资达2100多万元的古汉山庄依山而建，其建筑风格相当精致，但在水绕四门，这样的建筑破坏了景区的原始自然性，影响了人们对峰林的审美价值。

由于当时人们对景区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认识问题出现了偏差，虽然景区里的峰林、生物多样性等都得到了有效而完整的保护，但景区里的接待设施泛滥。景区呈现出城市化、人工化、商业化之势，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在天子山被戏称为“阿庆嫂”的彭雪云感受就特别深刻。她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里，她已是第五代传人，未开发前，整个天子山的向天湾只有两户人家，这里空气清新、安静、洁净，环境舒适，喝的水是从屋边山洞里流出的泉水，可直接饮用。后来宾馆一多，水受到污染，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屋后的半山腰寻到一眼泉水，耗费了一万多元建水池，才解决饮水问题。从大观台远望，呈现在远山的是白刷刷的一片建筑，人们的视觉遭到严重污染。旅游设施的膨胀，虽满足了游客的基本需要，但保护和开发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1990年，武陵源区成立后，加快了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便捷的游道已将各景点衔接起来，高等级的公路，天子山索道、黄石寨索道、十里画廊观光电车、水绕四门观光电梯已将各景区串连起来，大大节省了游客的浏览时间。原来的这些接待设施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武陵源的旅游立下了汗马功劳，时至今日，景区内的房屋已完成了开发初期的历史使命，变成了一个美丽的错误，为了保持景区的原始风貌，亟需擦掉。

2.一个跨世纪的重任

1992年，武陵源因举世罕见的美学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块金字招牌使武陵源一夜之间名扬四海，旅游资源的品位提升到极致。但历史的遗留问题和建区初期旅游开发热带来的后遗症终于爆发了。那是199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武陵源进行五年一度的环境监测时点燃的，他们对景区日趋严重的城市化、人工化倾向提出了批评意见，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国务院专家的专题调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总理、钱其琛副总理、温家宝副总理的高度重视，省市当即把保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1999年4月8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杜芳禄出任武陵源区委书记。他上任伊始，就把如何保护遗产摆上议事日程，他跑遍了各大景区，走访旅游企业和景区群众，倾听基层呼声，经过慎密思考，他提出明晰的工作思路，即“保稳定、护遗产、创‘三优’、迎‘森保’”。为将“护遗产”落到实处，1999年6月下旬，他筹划了景区综合治理普法培训班，这个培训班的学员组成上至区委中心学习组成员和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下至景区内的村、居委会负责人。在培训班开始时，他向大家提出了几个尖锐问题：景区该不该治理、如何治理、该由谁治理？景区违章建筑该不该拆、如何拆、该由谁拆？世界自然遗产的牌子保不保、如何保、由谁保？供学员们思考、研讨。在培训期间，10个职能部门的12位负责人组织学员学习了《环保法》、《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学员们围绕杜书记提出的十个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天子山镇黄河村原村主任甄应福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要保住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这块牌子，如果保不住，在景区建房又有什么用？协合乡龙尾巴村原党支部书记瞿峰说：发展旅游再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不保护环境不行了！协合乡党委书记宋佰胜认为：没有景区，就没有武陵源；没有世界自然遗产，就没有武陵源的繁荣发展。这些来自基层同志的发言，受到了杜书记的称赞。他深深地感到，通过培训班的学习，干部群众法制观念明显增强，保护遗产的认识得到了高度统一。在培训班结束的总结大会上，他提出要实现武陵源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强化四个意识：即强化“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意识；强化“保护第一，开发服从保护”的意识；强化“投资项目有价，世界自然遗产无价”的意识；强化“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第一”的意识。他严肃指出，景区开发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为外商的巨额投资所动心，也不能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所屈服。他庄严地承诺：只要他在武陵源担任一天区委书记，就要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负责，对武陵源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绝不允许在核心景区搞无序开发。这次培训班为后来大规模拆除景区违章建筑作了思想准备、舆论准备、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

区委、区政府跟着成立了拆除景区违法违章建筑领导小组。1999年6月25日至9月10日，全区展开了以拆除景区违章建筑为主的环保大行动；8月20日，对水绕四门环保山庄的爆破拆除，标志着武陵源景区房屋拆迁打响了第一战役，这次战役为期一年多时间，共拆除景区内190处、400多家经营户，2万多平方米的违章建筑。这次拆迁，没有给被拆迁户一分钱的补偿，没有一户是强制执行，也没有一起群众上访闹事，这与杜书记精心确定的思想舆论先行，依靠群众、依法拆迁，确保稳定的原则和策略是分不开的。

1999年11月3日至4日，省委书记杨正午、副省长贺同新率省直15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武陵源进行旅游专题调研，明确提出武陵源的发展方针是：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开发服从保护，保护重于开发。杨正午书记反复强调，武陵源区第一位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世界自然遗产，考察武陵源、张家界森林公园管理处领导班子政绩，不是看修了多少游道，而是看遗产保护，保护得好就是最大的政绩，并要求景区内17万平方米的建筑物要在近5年内限期搬迁。在世纪之交，杨正午书记的武陵源之行，即带来了指导武陵源旅游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带来了遗产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项目，但对刚上任才半年的杜芳禄来说，也带来了强大的压力，要保护好世界自然遗产，必须拆除景区有碍观瞻污染环境的房屋，而这些房屋都有合法的手续和复杂的社会背景。一个跨世纪的历史重任落到杜芳禄的肩上。一惯以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他也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经过深刻领会江泽民主席提出的“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的精神实质，他对这片神奇的土地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是我们发展旅游产业的依托和根本，保护这份人类共有的遗产是我们每个武陵源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遗产就是保饭碗，就是保可持续发展。他对武陵源的发展方针进行了再深化：即“严格保护，科学利用”。一条清晰的工作思路也出炉了，他要求全区人民做到三大转变：工作重点从开发转到保护，建设重点从景区转到城区，开发重点从自然景观的开发转到旅游文化的开发。这三大转变改变了我们景区原来的工作性质，转移了人们的投资方向，改变了人们单一的审美取向。这是对武陵源区十年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武陵源人对旅游认识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如何保护遗产，他提出要实施“搬迁建筑物，保持生态林，治理污染源”三个环保工程。

思路清了，就要把理论付诸于实践。作风稳健的杜芳禄，不辞辛苦，亲自带队到武夷山、龙门石窟等景区实地考察那里的拆迁经验，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慎重地提出了搬迁原则、方法和步骤。即从总体上讲，坚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先公后私、整体推进的原则；从拆迁上讲，坚持破立并举，拆安结合，开发移民，搬好搬富的原则；从补偿上讲，坚持统一标准，分等补偿，违章不补，公开公平的原则；从工作上讲，坚持思想领先，依靠群众，依法拆迁，确保稳定的原则。这些原则、方法和步骤在后来的景区房屋大拆迁中证明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也是切合实际、非常正确的。

杜芳禄加快了武陵源保护遗产向法制化轨道迈进的步伐。1999年12月24日，武陵源区委、区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保护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的决定》，这个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保护遗产就是保护家园，就是造福子孙后代”的观点，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政府要把强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提高到发展经济的高度，提高到中化民族对人类贡献的高度，提高到法制的高度，提高到履行行政职责的高度，要求全区领导干部带头实现思想观念的大转变。区里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了专门的班子，起草《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经过一年多时间努力，2000年9月28日，该《条例》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2001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已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了有法可依，这在武陵源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该《条例》是我国目前出台的第一部关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它的诞生为武陵源可持续发展构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让武陵源人永远握住了富裕幸福的金钥匙，也为打响武陵源的景区房屋大拆迁第二次战役提供了法律保障。

3.一个坚强的堡垒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杜芳禄放眼世界，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抓住历史机遇，勇敢抢占国际国内旅游市场的制高点，争当全国的旅游龙头。他对2000年武陵源区的总体工作思路作出了更为科学的设计，即“护遗产、抓管理、求发展、保稳定、树形象”，把“护遗产”摆到首位。为澄清景区建筑物的底子，区委、区政府组织30多人的专业队伍，经过严格培训、考核后对景区的建筑物、土地、苗木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丈量定级、拍照绘图、造册建档、共搜集档案资料1300多份。杜芳禄对此项工作极为关注，他要求工作人员本着对景区人民负责的精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为景区房屋大拆迁掌握第一手精确材料。未雨绸缪的先期工作，为景区房屋大拆迁第二战役的胜利奠定良好的基础，并初步营造了大拆迁的舆论氛围，景区人民群众都被预告，五年之内景区房屋都要被搬迁。拆迁的消息犹如一场风雨，席卷了整个大峰林。

正如天子山上的雨说来就来。2001年4月5日至6日，朱镕基总理率领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原湖南省省长储波等领导的陪同下到张家界视察。朱镕基总理特别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景区房屋拆迁步伐，加大退耕还林和绿化力度。为落实朱镕基总理的指示精神，2001年7月20日，省委书记杨正午、常务副省长周伯华就落实景区拆迁工作再次来到武陵源进行现场办公，并作出了景区房屋拆迁“态度要坚决，工作要过细”的指示，要求迅速启动拆迁工作，确保年前完成一期拆迁安置任务。张家界市委、市政府也雷厉风行地调整工作部署，将景区拆迁列为当年全市的15件大事来抓，明确市级领导专门负责。市委书记刘力伟、市长鲁平益等市领导多次深入景区检查、督促、落实景区拆迁工作，并下定决心要在年内完成第一期拆迁任务。上级领导的关怀与鞭策，犹如甘霖般倾情这方奇山异水。区委、区政府一班人立下军令状，并把拆迁工作列为全区2001年下半年的中心工作。一场保卫世界自然遗产的战役拉开了大幕。

2001年8月29日，武陵源成立了景区房屋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区委书记杜芳禄任组长，区长许显辉任第一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武陵源景区房屋拆迁工作指挥部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房屋拆迁工作指挥部。武陵源景区房屋拆迁工作指挥部由区委副书记丁云勇任指挥长，区人大副主任赵新年、区政府副区长吴扬琼、区政府助理调研员张世相任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拆迁办、规划安置组、宣传组。同时，还从各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组成了精干的专职拆迁队伍。景区房屋拆迁进入实质性的启动运作阶段。

拆迁指挥部一挂牌，这架机器就高效率地旋转起来。拆迁办为制定《武陵源景区房屋拆迁及居民安置总体方案》、《武陵源景区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和《武陵源景区房屋拆迁补偿实施办法》，他们根据杜芳禄的思想，确定了统一规划、分类拆迁、拆安结合、开发搬迁、统一标准、分等补偿的原则，他们耗费了无数心血和汗水，常常通宵达旦，二十次易稿，每出一稿，丁云勇、吴扬琼、张世相、李泽厚等领导都要亲自参加研讨，字斟句酌，逐条审定。确保实施办法既合法，又公平合理，不出丝毫纰漏。每次研究过后，不管何时，指挥部办公室的孙超、胡凌文、顾旭等工作人员都要根据研讨结果加班加点，及时准确地修定方案。方案送市政府后，市长鲁平益主持召开了4次市政府常委会，专题研究。2001年10月1日，市政府批准了拆迁方案。此方案在实际操作中简洁、明了、方便，对加快拆迁进度、规范拆迁行为和确保拆迁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所有拆迁户由全区35名处级干部分线分块包干责任到人，分解到78个责任单位。拆迁任务被化整为零，逐户落实。各个责任单位、责任人既担负着宣传拆迁政策、做好做通拆迁户思想工作，促使被拆迁人按期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又要督促房屋拆除和安置工作。既当宣传员，又当战斗员。区委、区政府将景区房屋拆迁安置工作纳入了年终“双文明”考核目标，凡未完成拆迁任务或措施不力的，均要影响年终考评。区纪委、区组织部、区劳动人事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要求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农村基层干部在景区房屋拆迁工作中带头执行拆迁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被拆迁户家庭成员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拆迁任务的，停职停薪，直到完成拆迁任务，并在机构改革时，纳入分流人员范围；对执行通知不力的单位将降档考核，执行不力的领导及个人，不予评先评优；严重影响、阻碍拆迁工作的，将直接考核为不称职，并取消个人年度“双文明”目标管理奖金。这一通知，从纪律、组织、经济、政治等方面为顺利拆迁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氛围，也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去推动加快拆迁进度。

2001年9月18日，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武陵源景区房屋拆迁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规定从2001年10月8日开始拆迁，凡被列为拆迁对象的经营户停止营业，工商、税务等部门吊销有关证照，各旅行社不得安排客人在景区内住宿。这从根本上、源头上割断了景区内少数经营户的侥幸心理，也从舆论、行政、经济上为景区房屋大拆迁提供了保障。10月13日，武陵源区召开了处级干部动员大会，市长鲁平益专程到会指导，他要求景区房屋拆迁要抓住拆迁安置这个关键，要加强领导，抓紧时间、加快进度，使拆迁户拆得出、安得下、稳得住。他强调各级政府要转变作风，对拆迁工作要特事特办。他表示要当好这次拆迁工作的坚强后盾。当晚，区委、区政府领导又连夜召开会议，研究拆迁、安置的具体细节，面对箭在弦上的拆迁工作，年青的许显辉区长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十多年开发的恶果要由他去清除。景区里的房屋犹如一颗恶性肿瘤，不来一次彻底的外科手术就无法根治，割除的阵痛是十分悲壮的。拆迁时间短，资金少，任务重，要做到景区平安稳定，这实在是令人头痛的事。但为了武陵源区人民的长远利益，他铁定了心，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按时完成拆迁任务。指挥长丁云勇更是对拆迁的方方面面、各个细节作了周密思考，把一切可能发生的矛盾都拟定出了详细的对策。10月15日，武陵源区委、区政府召开了景区房屋拆迁动员大会，丁云勇作了动员报告，各方代表作了表态发言，许显辉区长号召全区上下要高度，统一到朱镕基总理、省市领导的指示精神上来，举全区之力，行拆迁之实。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克服畏难情绪，要采取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组织、思想等手段，还景区清山绿水，再造秀丽山川。公安局局长罗宗仁、法院院长候宗顺表示坚决为景区房屋拆迁保加护航。武陵源区为保护世界自然遗产拆除景区房屋的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了。

4.一群最可亲可敬的人

一个生活富足的人，一夜之间又回到要为生活奔波的境地，他对生活发出的抗争和怒吼，是合情合理的，只要他自愿接受这一事实，他就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景区人民群众就是这样一群最可亲可敬的人。从10月16日开始，天子山、水绕四门、袁家界热闹非凡，全区各责任单位分头上门给被拆迁户作思想工作。刹时，景区里风云激荡，一些家庭内争爆发，许多人失声痛哭。人们没有料到这场风暴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凶，这么猛。彭光宇从区政府回到家还未落座，他的爱人覃大姐就劈头给他一顿臭骂：“你把子这栋屋是一块钱两块钱买来的东西，嘴巴一张喊拆就拆。你以为你是个好大的一个官，不看看你这憨相。”覃大姐心里实在太痛心了，她家的海涯宾馆1998年7月才开业，这是她家近二十年奋斗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啊。三年来还只收回18万元成本，外面还欠30多万元债务。三个孩子读大学的费用，家里的一切生活来源都依靠这座宾馆，可转眼间就要拆了，补偿费仅40多万元，净亏40万元。真是祸不单行，正在这伤心的日子里，在长沙读大学的女儿得了重病，彭光宇急忙赶往学校，在路途中，他放心不下妻子，冥冥中，他似乎有某利不祥之感，他一路打手机给她，安慰她。车子到了益阳，她的手机却已关机。他心急如焚地打电话给宾馆的服务员，要她们把覃大姐守好，服务员们找遍了家里每个角落，也无踪影。于是，她们分头呼喊着覃大姐的名字，漫山遍野地寻找，临近傍晚才在将军岩边的悬崖峭壁旁找到，她已整整哭了半天。房子是她家幸福生活的保证，房子拆了，一切又得重新起步，而岁月不饶人，她一想起这些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她真想从悬崖上跳下万丈深渊，一了百了。但这世界上，她还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眷念。峰林的涛声，犹如儿女们殷切的呼唤，她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服务员们连哄带拖地把覃大姐弄回了家，小心翼翼地看管了起来。

张玉辉也同彭光宇一样遭遇了相似的痛苦历程。张玉辉家的土家山庄有1000多平方米，经过两次扩建，累计投入资金70多万元，如今一年有10多万元收益，但还只回收30万元，这次拆迁直接损失达20多万元不说，家里经济来源也切断了，他的妻子无论怎样也接受不了这一现实，成天哭哭啼啼，骂张玉辉官瘾大，没得用。作为袁家界居委会书记的张玉辉，面对这架势，左右为难，不带头签协议和揭瓦推墙，袁家界拆迁将无法展开，带这个头吧，家庭关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他独自在天下第一桥和迷魂台暗自流了无数泪水。

当赵新年带领拆迁办工作人员进驻水绕四门的聚贤山庄庄主李发香家那天，正是李发香生日。她一见到赵新年就放声痛哭。他明白，这次是李发香第二次拆迁了，第一次是为武陵源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而迁离家园，她无怨也无悔。那年赵新年作为拆迁负责人，对她的伸明大义佩服不已。但时光未过十年又要拆，赵新年心里深感愧疚，但为保护遗产，又别无选择。李发香想起逝去的丈夫，她一个妇道人家经尽千辛万苦才置下这份产业，所吃的苦有口难言啊！她实在承受不住这样的折腾。常言道：人怕搬，火怕翻。两次搬掉200多万元，这意谓着无数日日夜夜的心血都白熬了。按风俗，过生日哭是不吉利的，但她顾不了那么多，她不仅哭了，而且哭了一天一夜，在以后的一周内，她都没有停止过哭泣。

吴扬琼副区长和区农业局王成宗局长到天子山农场去做工作时，农场职工及其家属听说要拆迁，有的情绪特别冲动，公开辱骂道：“区长、局长算个卵，我们就是不拆。”但吴扬琼还是耐心细致地宣讲政策。他深知，个别群众的过激言论是可以理解的，这次拆迁补偿价偏低，景区群众损失大，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们只能用耐心、热心、诚心去感动他们。干部敢于面对群众，倾听群众呼声，群众是最体谅国家困难，最支持国家建设的。保遗产，就是保子孙的饭碗，保子孙的幸福，事理明了了，他们就义无反顾地舍小家为大家，哪怕含着血，泣着泪，也在所不辞。天子山农场的拆迁以充满火药味的序幕开端，以高高兴兴的自觉拆迁而落幕。

5.一支忘我工作的拆迁队伍

朱总理指示，武陵源景区房屋拆迁的补偿参照洞庭湖退耕还林的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区委、区政府略微提高了一点标准。但不同的拆迁对象，其补偿标准又是不同的。如钢混结构的房屋拆迁补偿世居户为360—380元/m2，个体经营户为330—340元/m2，而国有、集体接待设施只有270—280元/m2。相对城市房屋拆迁标准而言是很低的。但省里下拨拆迁资金只有5030万元，区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贷款投入配套资金3000多万元，按预算，完成此次拆迁任务需2.15亿元，资金缺额大，时间又圈定在2002年春节前拆完，且要保持社会高度稳定，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面对困难，全区300多名干部职工给景区拆迁户推心置腹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拆迁办工作人员则以满腔地热情为拆迁户上门服务。

丁云勇只要哪里有难关，就往哪里去解决。面对一道道难关，他都灵活地运用各种策略去攻克。在水绕四门区域，有六七家拆迁大户，他们彼此观望，都不率先签订协议，拆迁工作举步艰难，他采取了攻其一点、以点带面的策略来打破僵局。他的一位在市里工作的同学是李发香的至亲，他就派专车把这位同学接到武陵源，利用同学情、亲情去感动人。李发香作为区人大代表，她也深知保护世界遗产的重要性，只是面对近巨额损失，她太心疼、太痛苦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流着泪，颤抖着双手带头签下了拆迁协议，水绕四门的坚冰打破了。有一个个体经营户看到大势已趋，感到无法抗拒这时代的大潮，就威胁丁云勇：“你要拆我的屋，我就要杀你的人，我要和你同归于尽。”丁云勇斩钉截铁、毫不威惧的回答道：“你和我同归于尽，我还是要拆你的屋。我是为保护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我们子孙后代的饭碗而死的，是革命烈士；你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与社会背道而弛死的，是历史的罪人。”这慷慨激昂的话语象一阵阵暴雨，强烈地刷洗着这位个体老板的灵魂，其心里象遭遇了地震一样，防线彻底崩溃，一阵豪陶大哭之后，也接待了拆迁的事实。丁云勇与赵新年要返回时，水绕四门的一些群众还要他们当场承诺，帮他们解决拆迁后的生活出路等具体问题，否则不让他们离开。丁云勇解释道：在拆迁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是统一的，无论是谁都不能表态，对一些具体事项要集体研究，现在我们不能给你们答复，希望你们谅解，我们回去之后，马上研究，尽快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群众是要看到石头过河的，听了领导的承诺他们才踏实。而领导的承诺就是责任，不负责任的表态就是欺骗群众。在反复解释无效后，丁云勇坚定地说：今天，不管怎样，我不能表态，你们不让我坐车，那我就走回去了。说完话就大踏步地往回走，从水绕四门返回城里，街上已是灯火通明，丁云勇又连夜召开拆迁指挥部领导成员会议，讨论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他说：要在最大限度内为景区拆迁户搞好服务，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拆迁户的要求。我们的干部正是有了这样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的高觉悟，才使群众虽损失巨大，但还是支持政府工作，自觉投入到拆迁工作中去了。

丁云勇和赵新年对天子山区域的拆迁攻坚，采取了现场说法的策略。十一月上旬，他们把覃大姐和彭雪云等拆迁户接下山，到城区高云安置小区实地察看，并向她们详细介绍了区委区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在她们眼前展现出一幅美好而光明的前景，使她们吃了定心丸，痛下决心签订了拆迁协议。他们灵活的策略，务实的作风促使拆迁户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觉悟提高了，观念转变了，人们心情开朗了，天子山上的云雾也消散了，天空一片晴朗。

区长许显辉天天询问着拆迁进展，他得知拆迁遇到强大阻力时，他也利用双休日深入到水绕四门，给拆迁户张明友作工作。张明友告诉许区长，他也搬迁了2次，十多年来，他赚的钱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去了，如今还要给几个希望工程的孩子缴纳学费和负担生活费，他的负担太重了。许区长要张明友这个老党员要挺起腰来，带个头、作个榜样，大胆朝前看，他的困难，政府会设法解决的。张明友信许区长的话，决定拆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市委书记刘力伟、区委书记杜芳禄也经常打电话，了解拆迁进展，他们还利用学习间歇，匆忙赶回来深入景区调研。市委副书记胡伯俊面对拆迁困难来到武陵源现场办公，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政法战线给景区大拆迁提供良好的法制和舆论环境，为拆迁保驾护航，严厉打击在拆迁中趁火打劫的犯罪活动，保障景区拆迁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万事开头难，好的开端意味着成功的一半。区物价局的干部一迈进陈俊德家，没费吹灰之力，双方就签订了拆迁协议。陈俊德有自己朴素的想法，他说，武陵源没有世界自然遗产这块牌子，山上客人来的少，生意没有了，屋修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房子迟早要拆，迟拆不如早拆。10月18日，陈俊德开始从自己的仙人桥旅社搬运床铺等东西，10月22日，他家已正式揭瓦拆墙，陈俊德成了世民户拆迁第一人。与此同时，水绕四门的花溪山庄、袁家界的大桥办事处也被拆除。在他们的带动下，景区的世居户、个体经营户、国有集体企业纷纷签订协议，十一月下旬，景区掀起了一个拆迁热潮。

吴扬琼自10月16日上天子山后，除了市区开会外，他一直战斗在拆迁第一线。他分片分组地召开群众会，逐家逐户，面对面地给群众做工作。面对极个别人的讥讽，辱骂拆迁办的是弱智儿童，制定的拆迁补偿办法是武陵大法。吴扬琼心里也坦坦荡荡，他仍鼓励群众把想说的说出来。这样高风亮节 地对待群众，不与人斤斤计较，不仅未降低区政府领导的威信，领导与群众反而建立了一种亲和关系。开始不理解、不愿拆的人，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都迅速转变了观念，还有一批未列入拆迁对象的，也主动上门要求拆迁，为护遗产作一份贡献。天子山农场的职工们，通过拆迁，他们的工人身份虽变成了居民，但政府给他们买齐了养老保险，他们又盖起了新房，并彻底地抛开了压在他们头上的瘫痪企业这个包袱，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从中获益很大。他们也更深一层的认识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府是英明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吴扬琼就这样在天子山顶一呆就是3个多月，他也与拆迁户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区政协主席李培登，负责天子山区域度假寨、茂隆山庄、聚焦山庄的拆迁，他前后上下天子山二十余次，做工作从山上做到山下，从武陵源做到市里，赶上赶下，到处请市区领导协助做工作。他只要得知拆迁户的一点行踪就紧追不舍。他先后与拆迁办工作人员同茂隆山庄负责人谈判了8次，同聚焦山庄负责人协商了5次，常常通宵达旦，不辞劳累，终于提前完成拆迁任务。

拆迁也拆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天子山上广泛流传着“四条汉子”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实干精神，塑造出我们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人们群众送给他们一人一个雅号，拆迁办主任李泽厚人称“李拆迁”，拆迁办的李伊坤人称“李拆屋”，李美华人称“李算帐”，何正西人称“何综合”。今年已50多岁的李泽厚主任，1970年参加工作，在副科级干部岗位上已呆了31年，当区领导要他担任这棘手的拆迁办主任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工作一辈子不讲价钱，快退休了，还讲什么价钱。他上任后，给拆迁办工作人员内定了一个底线，那就是不管何时、何地、何种情况，都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刚进入景区时，有人就威胁说：你们拆我的屋，我们就拆你的屋。面对威胁，李泽厚态度是温和的，措施是坚决的，信心是坚定的。有的人骂他是政府的屎狗子，李泽厚不与人辩论，他忍受着，一点过激的言论与拆迁户损失成千上万，一个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负债累累的穷光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拆迁期间，他前后参加谈判不下百次，由于满负荷工作，身体严重透支，病相突现。吴扬琼派人把他强迫送到市人民医院，诊断的结果竟是脑血管硬化。但拆迁工作须臾都离不开他，他只得带着一大袋药返回天子山继续战斗。12月8日，他的唯一的一个亲姑姑病逝，他也未能亲自前去悼念。他的妻子患有美丽尔综合症，急需他照料，他也只能委托亲属帮忙料理。在拆迁现场，只要拆迁户存在疑问，要求重新丈量，他都与工作人员随喊随到，不厌其烦，哪怕已疲倦至极，哪怕只能挪动了也都要挪过去。群众见他工作太辛苦，都感到找他有些难为情。有个叫彭松洲的拆迁户，他从家里抱了2只大公鸡送到拆迁办，想给李泽厚补一下身子，遭到李泽厚的拒绝，但彭松洲却是铁了心的，他说，你不收下，我就要把鸡放到大山上去了。

被誉为“李拆屋”的李伊坤，是具体操作天子山区域拆迁工作的，他所受的委屈和侮辱这是他终生难忘的。在他督促一家拆房时，那人公开骂他是床脚里的夜壶——卵用，还恶狠狠地挥起一拳打在李伊坤的脸上。要不是为了拆迁工作，他会这儿不犹豫地奋起还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但他明白，他所代表的形象是我们政府形象，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山上的房屋拆掉，还青山以原始面貌。他强忍着泪水，把这一拳带来的辛酸吞进了肚里，第二天天刚亮，他又精神抖擞地奔走在拆迁第一线。在半年时间里，他穿乱了二双森达皮鞋，人也晒得象黑雷公。山上刚安宁，因他拆迁，家里竟惹火上身了。他在市里买了套商品房，开发商与他是老熟人，因李伊坤动手拆了这位开发商在天子山投资建的宾馆，他竟指使手下人剪断了李伊坤家的电线，还加收了一笔购房费用，这使李伊坤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虽如此，李伊坤却认为，他遇到了千载难遇的机遇，代表中国政府去履行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公约，天大的委屈都算不了什么。

被誉为“何综合”的何正西，已43岁，有17年党龄，他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上天子山时，他背了一大包中药上山，带病坚持工作。他担负着综合材料、记工、记晴雨表等杂事，一天忙得团团转，根本无时间下山，他在机关幼儿园教书的妻子，每个双休日都要上山帮丈夫洗衣，关照其生活。

被誉为“李算帐”的李美华，一切丈量数据、补偿标准、补偿金额都出自他的手, 一百多拆迁户的帐目无丝毫差错，工作细致周到，深受群众称赞。

这四条汉子，只是拆迁队伍中的一个侧影，还有许多人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为拆迁服务。从财政局抽调到拆迁办的向国民为了使补偿款迅速、安全的发放到拆迁户手中，经常加班加点，上门服务，真正把工作做到了家。

在袁家界区域，张管处处长陈初毅、副处长易晶星、许忠亮都直接深入拆迁现场。陈初毅给每位拆迁责任人都下了死命令，谁拆不下房子谁就让位子，这充分调动了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张玉辉从开完区政府的拆迁动员会后，一直战斗在拆迁第一线，连续三个月未下一次山，人劳累得黑瘦了一大圈。

6.一个圆满的结局

景区群众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在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下，统一了保护世界自然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纷纷主动与拆迁办签订了拆迁协议。苍天有眼，天公作美，11月份天气一直晴朗，从11月下旬开始，景区里掀起了一个拆房的高潮。但从12月份开始，天气转冷，景区连续20多天冰冻，气温降至零下3℃至4℃。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安置房未建好，景区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住在袁家界天下第一桥的熊龙章，安置点的房子未落成，一家寄居在居委会办公楼的阳台上和一辆报废的中巴车上；在刘家老屋场，张登高一家三口住在用三色塑料布临时搭的帐篷里，晚上西北风把帐篷吹得鼓鼓叫，根本无法入睡。在天子山丁心榕的李龙学家，他搭的帐篷受到严寒酷冻，时常掉冰凌，晚上睡觉要把报纸或衣服盖住头部防止冰凌伤人，床上垫的8床棉絮，下面几层都可以挤出水来，更谈不上保暖。酷寒的天气，使景区一大批拆迁群众患上了严重感冒。鲁平益市长听说这一消息后，心痛不已，他迅速组织了医疗队带上药品，直赴景区送医送药。老百姓看到鲁市长不顾寒冷，冒着危险来看望他们，欣慰地说：市长来了，我们冷的都不冷了。

武陵源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也时刻牵挂着景区拆迁户，2002年春节将至，区政府压缩财政支出，挤出十多万元慰问景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并发动每个拆迁责任单位都去慰问拆迁户。通过一系列的送温暖活动，景区人民深深地感到，虽然个人作出了牺牲，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永远记得他们的。

景区人民为了武陵源更美的明天所作出的牺牲，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从2001年9月，武陵源打响景区房屋拆迁的第二次战役，截至2002年3月止，袁家界、天子山、水绕四门三个区域已拆迁424户，拆除了57家接待设施，拆除建筑物12万多平方米，拆除构筑物2万立方米，搬迁居民1130人，清退从业人员1000余人，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期拆迁任务，山上隐蔽安置的居民已安居乐业，下山到高云安置小区的再创业者，正按照杜芳禄书记提出的“山上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山下建设未来文化遗产”的目标，按“生态化、民族化、精品化”的要求，重建自己的家园。拆迁户的生活出路问题，也牵动着市委副书记郭树人的心，他花了一周时间，深入到景区，帮助指导拆迁户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在拆除建筑物的同时，及时清运填埋建筑垃圾65万立方米，拆除宅基地和经营用地500多亩，经过平整土地，2001年3月份已完成植树造林恢复生态任务，共植银杏、杜英、楠竹、柳杉近10万株，成活率达90%以上。2002年4月，景区拆迁的第三次战役又已打响，拆迁包括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黄石寨、金鞭溪、索溪林场、杨家界区域内65家接待设施，搬迁世居居民169户629人，共计拆迁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2002年底完成拆迁任务。经过景区拆迁，影响景观美学价值和造成视觉污染的建筑物已从根本上得到清除，人工化带来的环境压力得以治理，景区已还大地以绿色，还溪流以清澈，还天空以明净，原始生态风貌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恢复。

武陵源景区虽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而著称于世，但景区内与外围的生态环境反差太大，作为旅游区，给游客留下了一丝遗憾，影响了景区的整体形象。杜芳禄书记把“保护生态林”作为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第二大环保工程，在全区大兴植树、造林之风。2001年2月，区政府启动了张清公路翠竹长廊工程，从张清公路老磨峪隧道口至插旗峪公路两边，以及吴家峪口标志门内二面坡地，建立了楠竹绿化带，共植楠竹3.18万株，其间加杂棚竹、刺槐万余株，总面积达583.9亩。该年，全区还完成退耕还林任务6000亩，从武陵源到慈利交界处至百丈峡公路沿线两侧10米或50米以内的水田、旱地、荒山及通过人工改造后的宜林地，均栽种本土化的树木花草，造林面积达595.5亩，2002年，还在这一路段投资50多万元，重点栽植9处，移植51株本土名木大树，美化景区城区环境。2002年上半年，全区发动群众3万人次，投工4.1万个，整地打穴300万个，植苗11500亩，在植树造林的关键时期，原区委副书记、区退耕还林领导小组副组长沈刻明，不分日夜白天，带领技术人员到造林现场巡回督促检查，晚上召集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讲评，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高标准地完成了退耕还林任务6000亩，下半年将再完成6000亩，全区森林覆盖率比1990年增长了18个百分点。

为给景区筑牢一道保护屏障，确保旅游生态环境免遭破坏，1999年10月12日，区委、区政府发出了《关于禁止在核心景区采伐林木的通知》。为全面落实禁伐，从源头上控制人为破坏因素，区政府对禁伐林木实行补偿，按木材出材率、蓄积量和轮伐期以及当时木材价格，给有林地每立方米每年补贴200元或100元，灌木林地每亩每年补贴1元，2000年就支付补偿费92万元。为妥善处理好森林禁伐与农民生活烧柴的矛盾，区政府着手打造沼气生态农业示范区，计划在“十五”期间在农村新建沼气池5000口，2001年已建成沼气池1100口，开发了“猪沼粮”、“猪沼菜”、“猪沼果”、“猪沼鱼”等利用形式，沼气用户实行改厨、改栏、改厕、改水、改浴“五改”配套，该项目完成后，每年可节省生活用材3万立方米，少砍伐林木5000亩，农村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居民生活环境得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得以提高，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也装上了安全栓。

为从根本上解决景区污染问题，武陵源区实施了“蓝天、碧水、宁静”的“治理污染源”的第三大环保工程。1998年5月，武陵源区下发《关于取缔煤烟锅炉的通知》，区政府投资498万元，改造了166台烟煤锅炉和大灶，并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卡，严禁煤炭进入武陵源。仅此一项，全区每年少烧燃煤33200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2656吨，净化了空气。区政府还投资158万元在天子山建立了大气监测站，坚持一天一取样，二天一化验，通过监测，景区大气环境质量已达国家I级标准，给居民和游客创造了一个清新的旅游环境。为加大污水处理能力，2001年12月，投资2446万元的索溪峪污水处理厂已动工建设，2002年5月建成，日处理污水8000吨。区政府还投资480万元，在景区内外重点部位修建了16处无动力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安装了6865米的排污管，城区的废水得以彻底治理。全区的饮用水、地下水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对城区噪声治理，区城管部门开通了环保“110”电话，设立了群众监督机制，实行群防群治，使噪声不影响居民、游客生活和休息。对固体废弃物，采取了集中收聚、定点堆放、集中处理。为加强地质地貌保护，全区禁止在保护区开山、采石、挖煤、烧砖瓦、烧石灰，围堵填塞河流、溪流湖泊、山泉、瀑布，采集化石资源，抽取地下水；禁止在保护区内葬坟建墓；禁止污染溶洞资源；全面禁止捕猎野生动物等。

武陵源区通过实施“搬迁建筑物，保护生态林，治理污染源”三大环保工程，全区人民转变了观念，提高了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认识，景区正在恢复其原始性、自然性。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空气更爽了，大峰林的景观更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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