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的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陈言：“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由此可知，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是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是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关键词可大体上勾勒出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历史发展轨迹，它们分别对应的历史命题是：政治拯救、经济崛起与文化复兴。
自晚清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是政治拯救阶段，救亡图存以求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压倒一切的历史命题。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五四”运动的爆发，成为政治拯救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然而这一文化事件所包含的内在意义远远超越“文化”本身，从它出现的那一瞬间就肩负起了政治拯救的重任，是腐败政治压榨下的文化觉醒，是腐朽文化当权下的文化新生，因为一个经过百年屈辱的古老民族在面对世界列强赤裸裸的殖民扩张时，只有将整个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才能抵御外族的入侵，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
十年“文革”，无疑是政治拯救的延续，是在“文化”名义下的政治肃清，是对“文化”的盗用和滥用，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劫持经济和绑架政治的乱象和灾难。与此同时，在“高度集聚”的社会共识下，文化在革命话语的整编下，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变成了一只锐利的锥子，所有的力量都集聚在锥尖上，希望将对手刺痛，然而却给自己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取代“政治拯救”，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撞击、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博弈空前强烈，逐步恢复生机的文化并没有朝向整个社会蔓延、浸润，而是以学院化、体制化的方式封闭起来，导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严重分离。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的问题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一场有关人文精神失落于经济浪潮之中的大讨论轰轰烈烈。而正是在这场讨论之中、之后，“文化”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与市场“共谋”的境地。
当下，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位，“经济崛起”的时代话题不再具备历史的合理性。以“文化”为标志，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执政党转型、社会转型的一个方向必然性地走向文化，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已经开始显出端倪。“中国梦”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提出，是中国“百年沧桑”后的文化勃然觉醒。
而这，恰是“中国梦”的基石所在，正如《读有所得》封底上所言：“在经典的传播过程中，发现价值认同链条，寻找思想流传的群落。”唯有广纳世界文化精髓，不断学习和借鉴先人与他人的思想瑰宝，实践“中国梦”的步伐才能义无反顾、大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