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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之路大结局(27—28)
2015年06月21日 来源:互联网 编辑:李玉兵 已被浏览:
青年毛泽东之路(27)风雨洞庭湖 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洞庭湖情有独钟,在他的青年时期,就有过多次到洞庭湖“游学”的经历。  到了1921年初,是他28岁人生的开始。按现在“青年”的概念,也是他“青春期”的最后一年,他以省督学的身份,于4月底考察了洞庭湖区几个县的教育。从长沙到岳阳,然后到君山、湘阴,再转华容、南县、安乡、常德,5月中旬回到长沙,历时半个月。主要是“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沿途曾写通讯投寄湖南《通俗报》”。可毛泽东考察的仅仅是教育么?这次洞庭湖之行,于他的人生道路又标志着什么呢?  1  足迹:岳阳女中:“胡子之作用大矣哉!”  1921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这年4月底,毛泽东决定深入民间,实地开展对环洞庭湖区域国民教育考察。他身穿蓝布长袍,臂夹油纸雨伞,带着简易行李,偕新民学会会友、附小教员易礼容和陈书农自筹费用,乘火车来到岳阳(当时叫岳州)。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岳阳了。第一次,他和蔡和森于1918年夏初,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的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他们走遍了大街小巷,观察市井喧嚣,了解民间疾苦。  这一次,毛泽东一行首先来到位于学道岭的岳州中学,受到校长、原湖南一师国文教员童文豹的欢迎。可是,毛泽东等来到位于岳阳县知事衙门所在的街道——岳阳县立女子中学时却碰了钉子。这是一所公办学校,校长姓阮,60多岁,他所聘请的教员都是50多岁的“老学究”,一个个穿长袍,蓄胡子,一副道貌岸然、拒人千里的样子。这位阮校长还常坐校门口察看,来宾入校参观,须得其允许。毛泽东尽管有省督学的身份,也被阮校长以三人“年轻,不宜入校”为由而吃了闭门羹。毛泽东感到很无奈,回到住处后,就其感受写了篇《胡子之作用大矣哉》的文章,寄给《湖南通俗报》发表。文章对这种顽固坚持封建旧礼教的做法进行猛烈抨击。  接着,毛泽东等人前往位于岳阳县黄沙湾的湖滨大学进行考察。在这里,毛泽东对学校让学生汲取西方文化精华之举兴致盎然,与教职员工进行了交谈。  在岳州考察完这几所学堂后,毛泽东一行从南津港乘船到君山。  2  足迹:华容大夏,“治理黄河,功莫大焉”  毛泽东等3人越洞庭,访君山,经墨山铺,过板桥湖,步行到达华容。  毛泽东对华容早就有所了解。在一师求学时,他与华容籍同学毛遇顺关系十分密切,课余时间常与毛遇顺交谈,不仅初知了华容的社会和历史情况,而且知晓了这里是修建明故宫功臣毛永震的故乡。后来,毛泽东又结识了船山学校学生会会长、华容籍进步青年吴芳。只可惜,此时,毛遇顺已在上海,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吴芳正在前往莫斯科求学的途中。  毛泽东途中经过毛遇顺的家乡胜峰,在板桥湖畔拜祭了毛永震墓。他对陈书农、易礼容说:“我们和毛永震都是浙江移民。毛氏到华容有三支人,一支在麻里泗,一支在毛家巷,一支在毛家湖”……  此时吴芳的父亲吴良馥在华容一所小学任教,毛泽东等三人前去拜访,并向他了解华容的人文历史。在听到刘大夏的事迹后,毛泽东说:“刘大夏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治理黄河,功莫大焉。”  毛泽东这次调查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记住了华容,以后多次提到华容。  3  足迹:南县县城,会见朋友段德昌  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县县城,在沱江官码头边下了船。  毛泽东在这里除考察了国民教育和进行社会调查外,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见到了有志青年段德昌。  在文昌阁里,段德昌——日后的中共名将,毛润之——日后的中共领袖,就这样第一次握手了。  当晚,毛泽东与段德昌在阁里长谈,越谈越投机,忘了时间的流逝。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与旧世界斗,要靠我们这代人,重要的是我们青年要学会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本领,去组织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当旭日东升时,毛泽东走到窗边,推开了皮纸蒙着的窗棂,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活动了一下筋骨,眨了眨疲劳的双眼,向段德昌发出了邀请:“德昌,我们来南县人生地不熟,你能带我们去乡下走走不?”  段德昌也在窗前舒展双臂,听到毛泽东的话,忙说:“行行,你考察我们南县的国民教育,我非常愿意为您带路。”  段德昌陪毛泽东行走在乡间的田野上。四月的南县乡村正进入春耕生产大忙季节,湖乡到处鸟语花香,农人握着犁耙,挥动牛鞭,口喊“吙哧”;无牛的农民背着“木牛”,在翻耕着经过冬天冻蓄着的白水田,一派春和景明。  4  足迹,安乡港口,见识“恶政猛于水”  安乡是毛泽东洞庭之行的第五站。  展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是一派水乡特色:城内,到处是大小池塘、低坑、洼地,那些低矮破落的房子就坐落在水塘之间。可是,毛泽东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城南火神庙里却供着金光闪闪的火神菩萨。他问:“安乡这么多的水,怎么没有水神菩萨?”  果然,在东门桥水边的教书先生袁东山家里,与袁的好友及邻居们扯谈时,毛泽东听到了“水害之声”,更听到了“恶政猛于水”的倾诉。人们向他描述安乡连年大水:堤垸溃决,一片汪洋,妻离子散,浮尸浪涌;县城在洪水季节,居民流离失所,城内船只往来;教书先生则向他述说“泡砚池”(学校遭水淹,教师失业)的苦衷。他同情水患给安乡人民带来的苦难,责备官府连个衙门也保不住。这话引起了人们更多的话,向他讲述官府贪赃枉法,地主豪绅压榨人民,洋人占田占地建房收租的事实。毛泽东风趣地说,听说你们县城底下有条鲇鱼精,专在县府下面听县官审案,要是审得不公正,它就发威,弄得县府摇摇晃晃,县官晕头转向,坐立不定。你们也可以请它出来看一看,访一访嘛。  人们笑了。  5  足迹,岩塿周家,聊起范公在安乡  毛泽东在安乡有两个一师的同学,一个是住在安障乡的周夏藩,一个是住在安全乡的潘能源。毛泽东来到岩塿口周家。周很热情,为了招待毛泽东等人,专门请了本地有名的厨师做饭,毛泽东等人在这里住了两天。周不仅给毛谈教育,也谈安乡的掌故。既然毛是从岳阳来的,没有少聊岳阳楼。  毛泽东早就到过岳阳楼,1918年夏,他和蔡和森游学洞庭湖区时,两人还在岳阳楼上吟诵起杜甫诗《登岳阳楼》。他后来与一位岳阳籍的同志聊天时,还发了一通感慨:岳阳有名,同岳阳楼很有关系,因为范仲淹写过一篇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那位同志还回忆:“主席特别赞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两句,认为‘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主席从《岳阳楼记》谈到延安钟鼓楼上书有‘范韩旧治’的四字横匾……”  但易礼容惊奇地问,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并没到过岳阳,怎么会写得如历其境的千古名作。  周夏藩就给他们讲范仲淹读书安乡的故事,并说清康熙安乡进士张明先写的《书台夜雨》诗回答了这个问题:“胜状高楼记岳阳,谁知踪迹始安乡。荒台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事业当时留史册,典型此地见宫墙。梦中遥意潇湘景,鹳港悠悠澹水长。”这首诗既概括了范仲淹这段少年攻读生活,也就是说范仲淹最起码经过了岳阳楼。  当然,15年后,毛泽东也率领共产党中央和红军来到延安,使得延安成为他与范仲淹跨越时空的神交之地,那就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了。  6  足印:“副产品”,《虞美人·枕上》  5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  毛泽东对这次考察非常认真,在环洞庭湖半个月考察各地教育的同时,还沿途走访各地群众,了解工农疾苦,并将此行耳闻目睹的点点滴滴,写成文章,发表在长沙报刊《湖南通俗报》上。  一天晚上,毛泽东整理好白天考察所作的笔记,写了寄给《通俗报》主编谢觉哉的通信,夜已很深了,新婚别离,情思难禁,毛泽东深夜难眠,为杨开慧写了首情深意长缠绵悱恻的词《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也写爱情诗!  7  记者感言  毛泽东这次环洞庭湖考察,看起来“主题”是教育,但从历程来,内涵又不仅此。  考察风土人情,了解社会状态,当然!  掌握民间疾苦,掌握群众情绪,当然!  调理自己的精神状态,也是内容之一。因为他在1920年11月26日写给罗学瓒信中,说自己“实在是疲而不舍”,因此,“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乡村住一个星期……以后拟每两个月出游一次。”  更主要的呢?  当时,“已在湖南建立了青年团,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团员”,还“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团干部”,如他的学生肖述凡等;党的组织也已经建立。而且,文化书社在全省形成了基本的网络构架,党和团的建设正通过它渗透到各地。那么,联系他在湖南党组织建立前后,其足迹印在工厂、铁路、矿山的情况来看,此次考察应该有着发现干部、“播火”基层的含意。譬如说,段德昌后来就主持了文化书社宁乡分社工作,再后来则是经党安排进了黄埔军校,“中山舰事件”后,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他还参加了南昌起义,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  就是说,青年毛泽东已跨入职业革命者的门槛。  ■链接  留给岳阳楼的两个谜  之一:不题匾。作为千古名胜的岳阳楼匾,大都出自社会名流和书法名家之手。自清至今,已知有汪涛、程春海、蒋介石、何键、郭沫若5人题过。1961年3月整修岳阳楼时,不少群众认为何键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不配为岳阳楼题匾,强烈要求更换。但由谁来书写呢?想来想去,很多人都想到了毛泽东。但毛泽东觉得岳阳楼是文物古迹,还是请考古学家郭沫若写好。于是将信转给了郭沫若。郭沫若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经过精心构思,横书了两幅“岳阳楼”三个字,但未落款。在1962年修建怀甫亭时,有关方面又写信请毛泽东题匾,可毛泽东将信转给朱德委员长。如此,“怀甫亭”三字出自朱德之手。毛泽东为何不为岳阳楼题匾?  其实也好理解,毛泽东题词虽多,一般却是报刊、学校之类,少有文物古迹方面的。之二:“去”与“病”。1985年5月,岳阳楼大修后将毛泽东手书杜甫《登岳阳楼》诗屏装嵌在岳阳楼三楼正面壁间,替代了岳阳楼大修之前的正殿供的吕洞宾塑像。据记载:1964年7月18日,毛泽东视察湖南回北京。专列到岳阳车站停车,毛泽东问随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什么站。张平化回答是岳阳站。毛泽东与当时身边的人员谈起了岳阳的史事、人物、人文故事。谈到岳阳楼的故事时,他情不自禁地吟起了杜甫《登岳阳楼》一诗,顺手挥笔书写了这首诗。原诗第六句是“老病有孤舟”,毛泽东却书写成“老去有孤舟”,是有意改动还是笔误?青年毛泽东之路(28)一大发预言    1921年,毛泽东28岁了。  过完这一年,他就步入中年阶段了。  这一年,他又一次赴上海,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人物之一。会外,他发出了“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的预言。  随后,他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后改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书记。一年之后,他辞去一师的附小主事和国文教员工作,成了职业的革命家,以他的全副精力和智慧从事他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理想的实践了,也是为了实现他的预言。  1  足迹:博文女校,一大毛泽东下榻处  1921年7月下旬,上海法租界白尔塔路389号(今大仓路127号)博文女校住进了一个“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  说是都来自北京大学,其实这中间许多人互不认识。怪不得,他们分别是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董必武,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他们是来建立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参加“一大”的大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而会场却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内,也就是当今人们看到的“一大”会址。  正因为这样,现在的“一大”纪念馆其实是三个馆组成,即“一大会址是一馆,陈独秀寓所是二馆,博文女校是三馆”。  在博文女校,毛泽东、何叔衡住西厢房前半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厢房前半间,其他代表则分住西面沿街的三小间。  这三个馆,还有嘉兴南湖上那条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全过程。  其实,从长沙到上海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早就在“攻城略地”。  2  足印: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在县衙  据记载:民国初年的长沙县知事府在今府后街一带,是将清代的长沙府衙门“改”成的,并将原府署大门一带拆除改建,形成两条新街,分别取名为长治路和长康路,取“长治久安”之意。只是,这个知事府的建筑已无从寻觅。  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策划”的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就在县知事府召开。“民间会议”能搬进官家衙门,因为参会人员除毛、何、彭这样的“在野”人士外,更有谭延闿政权中易培基、姜济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何况此时的姜济寰是这个衙门的主人——县知事。  在马克思主义被诬指为“过激主义”、苏俄被诅咒为“饿死人的地方”的社会大背景下,成立俄罗斯研究会这种团体,实在有点冒险。但是,“在广大青年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实在太大了。湖南许多青年都想向外找出路,他们都向往俄国,想到俄国去。”这正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的好时机,毛泽东等岂能错过?让思想开明、官家身份的易培基、姜济寰们在前面挡着,行事也就方便多了。  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内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选姜济寰任总干事,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彭璜任庶务干事。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不久,第一批留俄学员就于9月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他们是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接着,是彭述之、张学琅于10月初,刘少奇等7人在10月底赴上海。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最多的时候约50人,湖南占22人。  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日后都成了中共重要干部,甚至领袖,这个“研究会”居首功。  3  足印:“通俗报”握在“我”手里  早期的湖南共产党人,自己没有公开的报刊,而是利用合法的出版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聘请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日报》,聘请周世钊、熊瑾玎、罗宗翰为编辑,邀毛泽东参加编辑会议,让公开合法的《通俗日报》变成为“我”服务的报纸。  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他分析了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将《通俗教育报》改名为《湖南通俗报》。接着,他提出办这份报纸的基本方针:“通俗报是对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通俗报的发行量从此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了。  如此,这份报纸也就姓“共”了。毛泽东等有意“移花接木”,当局的人也非愚不可及。赵恒惕的左右亲信则把此看成对赵政权的严重威胁,向赵发出警告:“何叔衡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  1921年5月,何叔衡终于被加上“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被赵恒惕政府撤销了馆长的职务。这份“通俗报”又恢复到从前的老样子。  4  足印:告诉工人“我们顶天立地”  人们在描写青年毛泽东的电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上课,首先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二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一竖是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接着,他将二字连起来就变成“天”了,并告诉大家,我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  这其实是一个真细的细节。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以后,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触角延伸到工人农民中了。他在一师附小部恢复了工人夜学,招收附近工厂的工人,学习文化,启发他们觉悟。其实,办工人夜学是毛泽东的“传统项目”,早在他担任一师学友会总务时,就操办过工人夜学,担任夜学的“管理”职务,大到教学方法的革新,小到“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三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的小事都“管”。因此,到毛泽东在一师毕业时,学校附近许多工人都认识夜学的“毛先生”,都认“毛先生”,是他们的的好老师、好朋友。这一次恢复工人夜学,他可谓轻车熟路。只不过,他把办工人夜学与启发他们觉悟结合起来了。  有人回忆,毛泽东常打扮成工人模样,到工人集聚的地方,同他们接近、喝、交谈。一天,他在小吴门外的铁路上散步,遇到火车修理厂工人陈帝广。毛泽东与陈聊“家常”,谈得好不开心。陈帝广邀毛泽东去他住的地方“玩”,经陈介绍,又认识了许多工人朋友。毛泽东提议,办个工人夜校,教他们识字,大家很赞成。随后在粤汉铁路新河车站创办了工人夜校,派遣余盖、郭亮任工人夜校教员。后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批夜校学生,个个都是骨干、先锋分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已开辟了新的阵地。  5  足印:《大公报》也是一块阵地  毛泽东斩获的还有另一块阵地——舆论。  《湖南通俗报》被赵恒惕们“复辟”了,没有舆论阵地怎么办?  毛泽东们自有办法。湖南《大公报》是份民营报纸,其中成员思想、立场各异,但毛泽东和这家报纸颇有“缘”。  他和这家报纸的主笔兼编辑张平子、龙兼公既是湘潭老乡,又是政治盟友——如“驱张”、“自治”、新民学会和办文化书社等活动中,还是“新闻同仁”——毛泽东做过大公报的“特约撰述人”和“特约记者”,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利用和这家报纸的关系,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将《共产党》月刊上的许多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到《大公报》上发表。  毛泽东利用所有的机会和条件,扩大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影响。  6  足印:6月29日秘密赴上海  在中共“一大”前,湖南的共产党组织虽然还像压在石头下的小草,虽然不能伸腰舒腿地自由发展,可其根已在适合自己的土壤里延展着。  这样,也就引起了上海中共一大筹备“机关”的注意。  据唐春元在《毛泽东的81个第一次》中表述:“1921年6月底,毛泽东接到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要求湖南早期组织推举两名代表,即日赴沪”,出席中共“一大”。经过毛泽东、何叔衡、夏曦、彭璜、易礼容、郭亮等推举,毛泽东和何叔衡当上代表。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赴上海。对此,《谢觉哉日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注:‘OOOOO’意为‘共产主义者’)之召。”当时,何叔衡遭受赵恒惕政府的通缉,只能秘密出发。他刮去了平日蓄着的胡须,头戴遮阳帽,遮盖了半个脸部,匆匆地走向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武汉的小火轮。毛泽东则手拿一把雨伞,肩背一只布袋,也是行色匆匆。  他们的旅费是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措的。解放后,谢觉哉是如此回忆毛、何出发时的情景:“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们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那座欧式风格的两层楼房里,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刻来到了——中共“一大”开幕,开天辟地的大事发生了。  毛泽东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从政治层面践行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  7  足迹:嘉兴南湖,发出一个伟大预言  7月23日夜间8时许,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楼下餐厅开幕。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2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发言,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情况,包括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人运动的开展以及经验教训。  会议期间,毛泽东忠于职守,认真作好记录。包惠僧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中说,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李达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张国焘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衫,也脱不掉湖南人的土气。但他的常识相当的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健谈好辩……”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员写道:毛泽东“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南湖会议期间,毛泽东告诉同行好友萧子升:“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毛向萧作出预见:“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可萧子升当时认为,这简直是空口说白话。可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不仅正确,而且伟大。(《青年毛泽东之路》系列报道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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