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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之路 (25—26)
2015年06月21日 来源:互联网 编辑:李玉兵 已被浏览:
青年毛泽东之路(25)主事二十七  去年9月上旬,记者又一次来到长沙市城南妙高峰下。  也是9月,不过是93年前的,27岁的毛泽东在毕业两年多之后再回一师,担任了附小主事(校长)兼一师22班国文教员。  93年前的1920年,青年毛泽东以他充沛的精力,一身三用——“湖南自治”运动一个方面军的旗手、优质高产的记者、优秀的小学校长。  小学校长——他的本职工作,这也是他的志愿。后来,他就对斯诺说过,那个时候,他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  1  足印:妙高峰  做了两年多小学校长  一师的城南校区,在上个世纪末被改为青年毛泽东纪念馆。里头有一片西洋式的房子,就是一师附小。它坐东朝西,背靠妙高峰,与风景秀丽的岳麓山隔江相望。1920年夏至1922年冬,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做了两年多校长。  任命毛泽东的是易培基。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易培基,可谓大权在握——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一师师生三番五次上书督军、省长谭延闿,请求让易培基兼任“不景气”的一师校长。一方面,易培基在第一师范工作了好几年,对学校有较深的感情,自己乐意兼任一师校长;另一方面,谭延闿早年曾担任过这个学校前身——中路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深知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办好了它,既可点缀自己的政绩,也可以培养人才,也就批准了这一请求。  易培基担任校长后,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整顿学校机构,推行教学改革。易培基在改造本部的同时,也对附小“出招”,聘请他的学生毛泽东担任主事,全面主持附小的工作。  一师原副校长孙海林告诉记者,毛泽东在附小主事的时间是1920年9月至1922年10月,但在1922年上半年就离开了,由何叔衡代理,这有当时的一师工资发放名册可以作证。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本职工作干得很出色,事实可以作证。  2  足步:帮助落难青年许志行  “落难青年许志行奇遇记”,至今是教育界的佳话。  那是1919年冬,毛泽东第二次进京参加“驱张”运动,路经汉口,下榻在一个小旅馆里。就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一个衣衫褴褛、脸色憔悴的小伙子,便主动上前招呼。一问,才知道他叫潘祖圣(许志行是后改的),江苏吴县人,因家中发生变故,14岁时辍学做学徒。18岁时不愿再做“奴隶”想上学,从学徒的长沙沿着铁路逃到了汉口,此时已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毛泽东十分同情许志行的遭遇,更赞赏他不愿做奴隶的精神及继续读书的愿望。毛泽东希望许志行先回老家,等自己回湖南后,一定设法帮助他继续求学。许志行听了毛泽东的话,并将家里的住址写给毛泽东。毛泽东还给了他回家的车费。  回到老家后,许志行接到了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激励信和一些进步刊物,更坚定了继续求学的决心。1921年春天,身为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在校内筹款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毛泽东写信给许志行,叫他秋天到长沙来读这个补习班。  许志行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毛主席安插我在补习班高级部读书,一切费用全由他负担。毛主席的大弟毛泽民也在高级部上学,毛主席的小弟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六年级读书。他们两人对我一见如故,我和他们相处得好像兄弟一样。”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邀请许志行任宣传部交通局助理。  1927年的腥风血雨将两人“吹”开了,许志行与毛泽东失去联系后回乡以教书为终身职业。两人再次相见是在30年后,虽然许志行未能续写反抗的新篇章,但也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佳话其所以广泛流传,是因为其价值在于: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毛泽东除了给学生以知识上的滋养外,还注意将他们引领到更宽阔的人生道路中,开辟自己的事业。  3  足步:招来“捣蛋学生”钟化鹏  1920年冬,附小第14班招收了一名叫钟化鹏的插班生。  此事在校内引起纷纷议论。  原来,这个钟化鹏本在沅江县立第一高小读书,由于反抗学校的恶劣风气,顶撞了校长和训育员,被县知事开除,便来到附小求学。毛泽东认为学校如洪炉,学生即使是顽铁,也是可以炼好的。经过考试和校务会议研究,接收钟为插班生。第二年毕业时,按规定插班生要向原来所在学校调索学年成绩,但原校不给。毛泽东知道后,即以附小名义去函,从沅江高小调来了钟化鹏的成绩,并帮助他进入师范部,在第22班就读。后来,钟化鹏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南昌起义。  毛泽东爱护学生,钟化鹏之事只不过一“点”。为此,他还订出规矩:如果要开除学生,必须取得全校师生员工的同意。他爱护学生之心更多体现在招生改革上。  当时“一师”附小的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学校有七个班,规模在300人左右,招生范围是湘中各县。毛泽东取消了这些限制,使招生覆盖全省各县。尤其重要的是,过去录取新生,由主事依据旁人的介绍和推荐独自作出决定;改革后则要召开校务会议,以学生考试分数为根据,集体讨论决定。除了招生正规化外,毛泽东还注意保持招生的灵活性。当时的社会信息尚不通畅,交通也不发达,发榜以后,还有学生请求报考。毛泽东会再次召集校务会议,大家集体决定是否录取。  他还从管理学校庶务的毛泽民那里了解到一些家境困难学生的情况。比如,一个肉摊小老板家庭的整体情况完全可以送孩子读书,但是学生在入学时必须一次性缴清学费、杂费和膳食费,这就让小老板为难了。毛泽东着眼于让更多的孩子能上学,在研究学校开销时,决定允许学生分次交纳各种费用,并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免收各种费用。这个决定,使一批渴求知识的学生得以进入课堂。  4  足步:拆掉“围墙”接社会  毛泽东的改革渗入到课堂。  有专家如此评论说,毛泽东“鼓励学生在这门锻炼思想品质的课上分析实际问题,形成对时代形势的见解。”  他改革了国语教材,比如高小三年级的国语课就用收集的时文作教材,而不用当时流行的课本。这样,学生就能在课堂上与老师一起读到像李大钊的《今》这样富有哲理的文章。毛泽东还曾把鲁迅的《故乡》、《我们怎样做父亲》介绍给学生阅读和抄录。  毛泽东自己喜欢读报,认为这是了解社会的好途径。他也向大家推荐了这个好习惯,要求学生读《湖南通俗报》,并且要人手一份。每天上课前,学校老师亲自指导学生读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述文章。  毛泽东鼓励学生读和说的同时,还鼓励大家经常练笔,每周写一篇作文和一篇读书心得,通过“写”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增强“说”的条理,检验“读”的效果。湖南军阀赵恒惕迫害进步青年,毛泽东就鼓励学生以此为题材写文章,表达见解。读时文,写时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既增强了学习的信心,也懂得了学习的责任。  就这样,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那段“围墙”消失了,课堂的教与学总归会延伸到社会议题。学习的过程始终能够得到社会的滋养,保持活泼的生机,而学习的成果也就能够回馈社会,不落于空谈。  5  足步:学校学工也学农  毛泽东从社会整体改进的角度,要求学生通过接触实际的生产生活了解农村。他认为,学生毕业后若能顺利地进入农村发挥作用,将有利于提高地方的治理水平。在担任附小主事期间,他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一师”附小设置了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种菜、养殖,印制信纸、信封、作业本,既增进了对社会生产的了解,又提高了生活能力。毛泽东身体力行,与学生一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师生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在毛泽东的大教育观中,学校与家庭、社会是一个整体:“学生出学校入社会,若社会之分子无知识……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枘凿(枘,榫头;凿,榫眼。‘方枘圆凿’,方榫头,圆榫眼,二者合不到一起,比喻两不相容——作者注)。其结果亦只有两途: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从来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种之结果。从来之隐士,皆后一种之结果。”  毛泽东在教学和管理中打通学校内外的作法,显示其乐于而且善于做联通上下工作的特长。正是这种“打通内外”、“联通上下”的理念,使一师附小政通人和,师生们感受到了“世界是我们的”氛围,从而进入“做事要大家来”的状态中。  6  记者感言  主事(小学校长)在93年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正因为如此,担任一师附小主事是毛泽东人生道路上重要一站。  这样一个社会角色,既受社会重视和尊敬,也能代表社会发声、提出诉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能够成为“湖南自治”运动中“草根”阶层的旗手。这个社会角色,还能运用人脉关系,建立自己的网络。当然,为一己之私者,可以用这网络营利;以天下为公者,则会运用这网络为民。毛泽东无疑是后者,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宣传马列、组建党团”。这个社会角色,还是一个进步的阶梯,两年后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固然出于中共、孙中山、易培基等推荐,但他的资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至于,毛泽东这两年多小学校长的经历,对新中国教育的影响产生了什么影响,自有专家论证。  ■链接  被易培基视为“平民天子”  采访青年毛泽东之路,不得不重新审视易培基这个悲剧式人物(因故宫盗宝案而受污)。  记者的感觉是,如果说杨昌济是有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的思想旗帜的话,那么,易培基是青年毛泽东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提携人之一。  易安排毛担任附小主事,既是为启用新人、推进改革,还有对“驱张”阵营战友提携的意味,更寄托着对毛泽东的希望。而此举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了基本生存条件,有了以教育学为“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事业为“终身欲从事之事业”的事业条件,还意味着他的社会地位上升,更找到了一块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沃土。  毛泽东在附小主事位置上的动作,几乎全都得到了易培基的鼎力相助。正像他自己在上个世纪50年代对同窗好友周世钊所讲的那样:“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当然,易培基首先注目的是毛泽东的文章。他觉得,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的论说文,大都写得如大江大河,一泻千里,笔锋犀利,气势磅礴。这让毛泽东在易培基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易培基后来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发现这个学生不仅品学兼优,还具备成大器者应有的特质:天生一派沉雄的气质,谦逊质朴,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每逢集会时,无论是做主席或当听众,都不轻易发言……在大家纷纷议论或有激烈争论的时候,常常先静静地倾听,尔后才开口作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特别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两人由师生而战友,易培基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全面、更深入,认定这个学生不同凡响,也就开玩笑地说,毛泽东将来会做“平民天子”。青年毛泽东之路(26)思考湘赣边萍乡,湘东赣西边界的一个城市。著名的安源煤矿就在这里。  安源煤矿1906年建成投产后,13000多工人中,湖南籍的占了70%。因此,这里也就与湖南“血脉”相连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都把这里作为活动基地。共和国著名将领杨得志就出身于矿井工人。  据统计,从1920年至1930年,毛泽东10次到安源。不过,他的首次却是被逼而来。  1  足印:萍乡,无处寻觅小旅馆  解放后,萍乡媒体采访了见证过毛泽东首次到安源的人员:1920年11月22日夜幕降临后,坐了一天火车的毛泽东,提着简单的行李,出了萍乡火车站。他穿过石板铺就的街道,来到城郊找了一间私人小旅馆住下。  记者曾经在萍乡街头寻访,可历史的风雨早已改变了这里的颜面,小旅馆已无踪影。  但在记者心里,这小旅馆却是青年毛泽东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  一般史籍说,他到这里“考察”。但从现在发现的史料来看,“考察”仅仅是他活动内容之一;“写信”,特别是在25日,他分别给远在法国的向警予、欧阳泽,北京的罗章龙,新加坡的李思安,南洋的张国基写了回信,谈得最多的是时局,特别是湖南的“自治”运动。如此,就应该定位为“思考”。还有,毛泽东曾说过,他参加共产党是被赵恒惕逼上梁山,也就是说,本想通过别的途径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这时只能扯起造反的旗帜了。  这家小旅馆,给了毛泽东“思考”的环境。  2  足迹:毛泽东反击迫害  这年12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之辩诬函》:  唐厅长钧鉴:  昨日承片招到贵厅,与贵厅何科长绍元会见。言及贵厅,接到省议会通知,有知投函省议会,谓泽东近在图书馆邀集各公团代表开会,运动某军队,捣毁省议会……查前次省议会扯旗案,即有人因挟怨(事由已详告何科长,转询便知),乘机倾陷,扬言系泽东所为。此次又谓泽东将捣毁省议会……怨泽东者因研求不遂细故,乘机设词倾陷,一次未遂,又为二次。泽东今为负责起见,有可郑重申明者,二语如下:  一、泽东前为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  二、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  前为制宪问题,泽东不满意于省议会,有所以不满意的理由,即对议会诸君,亦可当面直说。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实无其事则不得云有……  毛泽东为新湖南之自由民,除依法津,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此辈既敢二次设诬,难保不再三次、四次,或变更方面,求遂所欲。务恳钧厅严申警律,除暴安民,不独泽东一人幸也……  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启  1920年12月3日  这份“辩诬函”虽然发表在毛泽东“思考湘赣边”之后,但说明这年11、12月间,他遭到了赵恒惕当局的迫害。  3  足迹:“旗手”得罪赵恒惕  起因是“湖南自治”。  1920年8、9月间,“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  身在“庙堂”者与身在“江湖”者,首先在由谁主持“自治”上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主政湖南的谭延闿们,搞的是官办自治:为操控“自治”的主动权,于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  “在野”的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们则搞“民办自治”,起草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的文件,其中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这个文件10月5日至6日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后,签名支持者达377人,几天后增加到436人。在毛泽东等的组织下,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省学联主席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龙兼公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谁主沉浮?”谭延闿在接下了《请愿书》后,对其中所提各项要求断然拒绝。而11月下旬挤走谭延闿而成为湖南实际统治者的赵恒惕,面对“草根”们更是只有一张阴沉铁青的脸。无论谭还是赵,都不会放弃“制宪权”。赵恒惕们知道毛泽东是“草根”们的旗手,先得镇住他,便把“扯旗”之事加在毛泽东头上,接着,又造谣说毛泽东想运动军队,以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还对彭璜发出通缉布告,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恐怖气氛,让“草根”们知难而退。  4  足迹:老虎嘴里讨碎肉  其实,毛泽东对“湖南自治”既是热情的,也是冷静的。他知道,让湖南摆脱“南”、“北”战争的蹂躏,是全省上下共同的心愿,但为什么就不能让民众通过自治得到一定的权利呢?尽管他知道后者如同“在老虎嘴里讨碎肉”。  因此,他对“湖南自治”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仅仅是他,就是整个湖南“在野阶层”都投入了热情。  毛泽东运用在湖南《大公报》做特约记者的身份,对“湖南自治”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的探索。9月3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提出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湖南共和国”是一个惊世骇俗、违经背道的观点,一时间,长沙城内,乃至全省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在不到5个月时间内,他发表了15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角度,从理论上阐明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  毛泽东们与谭赵集团存在分歧也是必然的。谭赵集团的自治,不过是在“南北夹缝”中讨生活,维护他们的“长治久安”——“湘人治湘”,而毛泽东们要的“民治主义”——湘人自治。  “江山是老子打下的,岂能拱手让人?”不论是文人出身的谭延闿,还是武人出身的赵恒惕,都无法摆脱历史的惯性。他们绝对不会把权力让给草根!民众起来了,他们集会、游行、请愿,确实是向谭、赵集团施加压力,这当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在将谭延闿赶出湖南后,赵恒惕虽仍然挂着这块招牌,可那是刺刀下的“湖南自治”——连连制造血案。在他的刺刀下,“草根”们还能实现自己的诉求么?  毛泽东们成了赵恒惕心上的“刺头”。毛泽东们心目中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了!  5  足迹:毛泽东写了8封信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他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毛泽东的学生张文亮在11月21日日记记载:在通俗教育馆,毛泽东告诉他,不日将赴醴陵(株洲、萍乡)考察教育……  毛泽东这次是否在醴陵停留,没有文字记载,但住在萍乡那个小旅馆里,不仅有他写的八封信作证,也有见证者生前的回忆。  确实,“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11月25和26日两天,是冷雨淅沥的日子,毛泽东夜不能寐。他思考了许多,结论和想法也清晰起来,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披衣起床,将带来的新民学会会员从各地的来信拿出来,一封一封重新阅读,并挥笔一一回复来信者。  在给向警予写信时,毛泽东联系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思考着社会改造的新途径,不由得吐露心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他提出了“另造环境”一法。  在给罗章龙的回信中,他提出了“旗子立起”一法。  “另辟道路”、“另想办法”,“旗帜立起”,具体所指是什么?他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于易礼容信后的按语中,进行了直白的解说:“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  毛泽东思绪如潮,一连写了8封回信和一篇按语。  6  足迹:见识萍乡  “吃磨饭”  1921年4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三号第二面至第七面,发表了毛泽东1921年12月23日写的《告中国农民》一文。文章说:“萍乡今年这件事,也是中国农民觉醒后的曙光……有了这线曙光,青天白日就要随着来的。”“这件事”就是“吃磨饭”。  毛泽东到萍乡后,听到了一个新鲜的名字——“吃磨饭”。原来,1920年冬,萍乡许多农户无粮过年,一些胆大的庄稼人便开始酝酿去财主家“吃磨饭”。先是长兴馆姚满嫂秘密串通300余户数千人,突然聚集到财主罗老四家,不吵不闹,不打不骂,就是等饭吃,吃饱了便一哄而散。接着坪埠里彭、杨、陈家,南门张、李、姚家及城内大店铺均被吃过“磨饭”。在赤山桥、长睦岭、神童岭、担米岭、蝇头岭等地农村,以何冬古、何增茂、罗秋荷、何奶巴子等人为头领,发动男女老少三四千人,分头到当地财主家“吃磨饭”。一时间,萍乡“吃磨饭”成风,吃得贫苦农民喜形于色,“磨”得财主豪绅叫苦不迭。  萍乡农民的特殊的反抗斗争,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在渡过25、26两天冷雨淅淅的日子后,毛泽东便下乡调查。在离开萍乡后的12月23日,他写下了《告中国农民》一文,热情赞扬了萍乡农民的斗争,并告诉全国农民:“你们若都照着萍乡的乡民这样行动,共产党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  月底,毛泽东带着思考的成果,也带着对自己28岁(1920年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的展望离开萍乡,回到长沙,掀开了他的人生又一页。  ■链接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  (摘要)  毛泽东  “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如果驱汤驱张,目的只在排去非湘人,仍旧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起来,那么,奉天的张作霖,直隶的二曹,河南的赵倜……都是本省人,奉人治奉,直人治直,豫人治豫……比那“非湘人治湘”的汤芗铭、张敬尧,“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非闽人治闽”的李厚基,“非粤人治粤”的莫新荣……到底有什么区别……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反对之列。而况是已往的一个傅良佐,或是未来的无数傅良佐,我们还不应该反对吗?故我们所主张所欢迎的,只是“湘人自治”一语。不仅不愿被外省人来治,并且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治。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云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颇有人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混为一谈,我看这样小小一个区别,总要分清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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