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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之路(23—24)
2015年06月21日 来源:互联网 编辑:李玉兵 已被浏览:
青年毛泽东之路(23)沪上打工日   当“驱张”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带着“湘事善后”的问题奔赴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丰富多彩:送别会友、工读互助、写稿投稿、“设计”湖南、拜访名人……在上海一呆两个多月。毛泽东在半淞园送别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友时,说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发动驱张运动时,我们就遭到了多次迫害,被迫离乡背井跑到上海、北京来了。”  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滞留上海,也不管他在上海另有什么收获,但比起他在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承担了回湖南建党任务,其他一切并不重要了。  1  足印:上海,第3次沪上行  毛泽东第三次去上海,到达的时间是1920年5月5日。  时隔一年多,与第一次来上海时,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需要做的事情也更加多了。  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时,他就一个目标,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到达上海的日子是1919年3月14日、17日、31日,他、萧三和环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朱少屏、华法教育会会计吴玉章,到杨树浦轮船码头为赴法者送别。  第二次赴上海,是1919年12月中旬,他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  这是第三次来上海了。与前两次一样,起点也是北京。这次,他可体会到了“行路难”:他要到上海,却“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他“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他,使他能买票到浦口。他后来回忆说:“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他还给同乡、老师黎锦熙写信诉苦说:“京别以来,25天才到上海。”  这次到上海,毛泽东的目的有三:  一是虽然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只是时间问题,可他终究没有走,还得再烧一把火;  二是既然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只是时间问题,那么这之后的湖南向何处去?他要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湘籍名绅商量。后来,他们果然组织了湖南改造促进会,由彭璜任会长。  三是他要为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陈赞周、萧子璋(三)等6人送行。  毛泽东这次在上海一住两个多月。  2  足印:半淞园,送别“新民”会友  半淞园,当年上海一处有名的私家园林。  有资料记载:半淞园位于黄浦江江边码头附近。园内有听潮楼、留月台、鉴影亭、迎帆阁、江上草堂、群芳圃、又一村、水风亭等,长廊曲折环水……这里贴近黄浦江,故将江水引入园中,以水为主景,并应唐代大诗人杜甫“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诗句,也就取园名“半淞”。  但数年后,园子西部被自来水公司购去,建成自来水厂。1937年“8·13”事变,半淞园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被夷为平地,以后也没有重建。如今,半淞园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当然附近还有一条半淞园路的马路。  而93年前,半淞园里有着一场与中国现代史紧密相连的聚会。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同彭璜、李思安等在这里为陈赞周、萧三等六位会友送行。  毛泽东等人入园后先是驾舟游湖,后又登山望远,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心旷神怡。正当大家玩得兴味盎然的时候,李思安女士呼唤道:“我们还是选取一个地方坐下来谈一谈吧!”  毛泽东他们选择了一个安置有石凳石桌的亭子,挤坐在石凳上。  在这里,他们谈了要加强会友联系,谈了要在会友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谈了吸收新会员的条件,谈了……  现在中共一大会址内陈列着一幅照片,是1920年毛泽东送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合影留念照片,这个地点就是半淞园。  3  足印:民厚里,做了一段洗衣工  毛泽东这次在上海,两个月就一直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这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房子,大门为普通的排门,底层前半部是店堂,后半部右侧为灶间,左侧为小天井。店堂与灶间之间是楼梯。顺梯而上,前楼是宽敞明亮的正房,房外有一个小阳台,后楼为一小亭子间,上有晒台,有尖头木栅栏与邻居相隔。  据李思安回忆,毛泽东到上海以前,这个房子是她出面租赁的,用来作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到上海活动时的住处。她还回忆说,毛泽东和随同来沪的15岁的张文亮住在前楼正房,房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毛泽东的床铺横放在落地长窗下,床头有一张方形几,上面堆放着各种报刊。小阳台上放置一张藤睡椅,毛泽东常坐在上面看书。不久,她也搬了进来,住在灶间。楼下店堂不住人,供吃饭和会客、开会之用。靠近楼梯的地方,有一圆形柴炭风炉,炭篓放在楼梯底下。所有家具,都是东租西借凑合起来的。  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和艰苦,每人每月才3元零用钱,常常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  生活难以为继,解决得靠自己——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参加的项目是为人洗衣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诉说自己工读生活困境:“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6月7日,毛泽东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4  足印:花园里,  出版《天问》为驱张  霞飞路花园里277号,是《天问》周刊社。  在毛泽东到上海前,曾派遣彭璜等人在上海出版《天问》杂志,专门揭发张敬尧的罪行,开展驱张斗争。  尽管物质生活艰难,但没有挡住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脚步。在沪期间,毛泽东常去《天问》周刊社,继续宣传“驱张”。他亲自为该刊撰写了《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设计”着湖南的未来——成立湖南人民自决会,推进湖南人民自治。还提出了在驱逐张敬尧后改造湖南的方针策略——废督裁兵,实现民治;指明中国的出路,必须推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南北军阀的统治。  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湖南改造促进会拟定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提出废督、裁军、自治、教育、实业等六项的设想。毛泽东在3月12日致信黎锦熙,并附上《商榷》。他认为,《商榷》所说各条,虽然还不是如黎锦熙所说的“从‘根本解决’下手”,只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是“次货”,但就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实在是“上货”,如果这一着也不做,“觉得太不好意思”。  5  足印:环龙路,拜访先驱陈独秀  毛泽东在上海另一个经常活动的内容是拜访名人。他拜访过著名湘绅章士钊,还在章那里得到所筹二万银元助学款。如此,也就有了40多年后“还债”的故事。  他到环龙路44号医院里探望孙中山,向孙讨教,请孙支持、指导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  当然,他拜访得最多的还是住在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将全国闻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编辑,并又在此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关注湖南,器重毛泽东。1920年1月5日,他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他从《湘江评论》、“驱张”运动和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已经感触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已在毛泽东这样“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他热情讴歌:“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深得多。”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基础,毛泽东与陈独秀的沟通和交流也就非常顺畅和融洽了。  6  足音:“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等重大问题。在陈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转变。后来,他在与斯诺交谈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据李思安回忆,在回湖南前,他们“告别时,陈独秀再次肯定:你们的计划如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彭璜激动地说: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在你的指导下,再着手建立“共产党”,今后还有许多事要请你指导。陈独秀点点头,说:“多联系。”这就是说,湖南列入了陈独秀的组党计划。  毛泽东、彭璜、李思安还去拜访了“很提倡国际主义的”吴先生——中文名吴廷康——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后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期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响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可算作会见魏金斯基成果之一。  1920年6月,张敬尧逃离湖南。毛泽东也于7月返回湖南长沙。  ■链接  毛泽东等设计的湖南改革方案:  《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  (一)军政  (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  (2)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属之由省立各学校组织而成之省城治安,以隶属省长之警察维持之,绝对不驻兵。各县治安,以隶属县知事之警察维持之,废除警备队及镇守使名目。教育经费原额,以后应时增加。  (3)军费支出总额,至多不得超过省收入总额十二分之一。  (二)财政。  (1)银行民办。银行发行纸币基金,由省议会监督存储基金额与纸币发行额之比例,由省议会议定。  (2)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两年来新加各苛税。  (3)民办“湖南第一纺纱厂”。  (三)教育经费  (1)恢复民国二年。  (2)确定来源。  (3)保管权教育经费保管处。  (四)自治  (1)恢复并建设县、镇、乡自治机关。  (2)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  (3)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农会。  (五)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六)在最快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提出者湖南改造促成会  通信处上海法租界八仙桥永乐里全国各界联合会彭璜. 青年毛泽东之路(24)卖书“做生意”   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又一次来到潮宗街,寻觅93年前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痕迹。  史说: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社址就设在潮宗街,租的是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三间房子。  “潮宗古街”的现代石碑立在街口,那条麻石路依然;当年的“湘雅”校址——瞿鸿禨公馆还有一块石碑嵌在现代建筑墙上;文化书社最初社址也有一块石碑立在街头;潮宗门虽然已衍变成三座抽象雕塑,其布局让人懂得它是人们从湘江上岸入城“第一站”……感谢人们留下这些历史元素,让记者追寻有门。  1  足印:潮宗街56号,让督军为书店剪彩  记者在“文化书社”遗址前徘徊。感叹的是:一个红色书社,能够存在7年之久——“马日事变”时被封查,在湖南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背景下,实在是个奇迹。  史家有一段这样的叙述:1920年9月9日,设在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开业了。在鞭炮、鼓乐声中,谭延闿在一群“长袍子先生”的簇拥下,坐着八抬绿呢大轿来到这里。在人们的掌声中,他亲自剪下红绸——亮出了文化书社的牌匾,那上面“文化书社”是4个颇见功底的颜体——谭氏书法。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亲自为文化书社剪彩,而且亲笔题写牌匾。  不过,就文化书社开业前后的情况来看,谭延闿还非得剪这个彩——结人缘。而“人缘”,正是文化书社立足的重要社会基础。  2  足步:吹响新文化号角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湖南地方实力派代表性人物谭延闿再次入主长沙,开始了第三次督湘的历程。为了装饰“自治”的门面,他宣布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出版等。于是,新的书报可以自由贩卖了,各种新的团体乘势而起,湖南有了一点民主的气氛。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身负建党重任的毛泽东立即利用这一有利环境,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此,他同新民学会骨干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四处奔走,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以解决宣传阵地的问题。  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2版首刊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全文刊载。文章说,之所以要发展新文化运动,是因为当时的湖南还没有真正的新文化,“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文化书社的愿景便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要在全中国培植真正的新文化,就要“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  他们,向湖南人民吹响了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而且,新文化培育了新青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湖南进步青年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时代潮流中的弄潮儿。  3  足步:拉来众多投股者  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楚怡小学召开了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会议通过了书社《组织大纲》,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  可他们遇到的首先障碍是没钱。  1979年5月17日,易礼容回忆创办文化书社时的情况说:“文化书社……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秘书)赵运文经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400多元钱,其实当时400多银洋是一笔大的钱。”没钱,易礼容和陈子博用一个黄泥小火炉、一个瓦钵子做饭。在临时营业期间,易礼容和其他三个“员工”没有工资,生活自掏腰包,工作是尽义务。  1920年11月6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其中写道:“从8月2日成立会起截至10月22日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毛泽东……等27人,共收银519元。”可见,解决没钱的问题,按现在的话说是融资——发动大家入股。  这种投股共搞了三次。在个人出资中,最多的是姜济寰,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一次,交纳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股的还有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贺民范等。  4  足步: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文化书社投股的这些名字当时都是响当当的。  易培基是谭延闿的“铁杆”。此时的他是谭延闿的省长公署秘书长,还兼任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他不仅是毛泽东在一师的国文老师,还是毛泽东“驱张”赴京请愿的“同行者”,更是毛泽东的赏识者。毛泽东等办文化书社,首先是征求他的意见。易培基叫好!他认为:湖南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还出面邀集长沙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  姜济寰,是谭延闿的又一“铁杆”。谭三次督湘,姜也三知“京兆”——长沙县知事,此时则升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他与谭延闿一样,性格中正平和,思想却比谭进步,与毛泽东这般青年合得来,又有易培基出面相邀,对创办文化书社也就态度积极。  仇鳌,不仅是老同盟会员,此时官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他是谭延闿的“诤友”,谭延闿得以第三次督湘,是他从上海把谭从“寓公”拉到“流亡督军”位置上,在永州(后郴州)建立湖南督军府,在张敬尧的天上另出一个太阳。他是在谭延闿面前说得话起的人。  左学谦,虽然不是谭氏班底人物,却因为长期担任商会会长,颇有人脉,其人的作派颇有点谭延闿“八面玲珑”之风。至于其他如王、朱、李、龙、贺、匡等,都是湖南名流。  这些人除了比毛泽东们有钱外,更有“名”、“位”和“缘(人)”,有他们参与,形成“统一战线”,文化书社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环。  5  足步:当上特别交涉员  毛泽东是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经理却是易礼容。  无疑,易礼容担任经理比毛泽东更恰当。易礼容在湖南商专学过管理,是当时难得的经营人才。他与女友许文煊都是新民学会会员,也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  在书店,易主内,毛主外,通力合作,把书店办得红红火火。  作为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承担着繁重的“外联”任务。他借助舆论工具,对文化书社进行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联络下,湖南《大公报》曾三次为文化书社刊登广告性文件。他做起书籍广告来也别出心裁,这有夹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为证:“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留给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这完全是稍有文化知识的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话文。  毛泽东也做有点类似现在的“图书、报刊销售排行榜”的“软广告”,即通过介绍文化书社的动态和销售情况,告诉读者畅销书是什么。  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这些书报大部分是随到随完,供不应求。在他的“特别交涉”下,经议事会同意,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为“信用介绍”,据此与全国各地书刊建立广泛联系。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让文化书社免交押金先提货;在李大钊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也给文化书社“最惠待遇”;而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则优价供应文化书社。从此,文化书社“货源”充足。  6  记者感悟:一举三得  书籍报刊是特殊商品,是意识形态的承载体。毛泽东等其所以选择“开书店”,首要的是“传道”。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确实,文化书社创办不久就发展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广大青年学生来往最多、受教育最深、受鼓舞最大的地方。  其次是“建网”。“得网络者得于天下”,93年前的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个“商道”。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有六七十余处之多,并在本省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设立分社和代销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多半由新民学会会员及其他进步青年担任。毛泽东等人通过文化书社和分支机构,迅速将新文化运动推向全省,还通过书社的业务活动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建立了联系。这张“网”,不仅是文化传播网,也为革命联络网。湖南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后,文化书社及其贩卖部、分支机构大多成了党团的通讯联络机关或活动场所。1921至1923年,长沙文化书社俨然是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总机关”。中共“一大”结束之后,苏联顾问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第三是“筹款”。文化书社的经营所得,也就成了党团工作经费。  湖南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李维汉后来评论说:“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文化书社这件事。”  ■链接  谭延闿的后悔10年后,即1930年,文化书社的实际“店主”毛泽东和剪彩者谭延闿身份都变了。毛泽东成了中共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也是创建红军的“山大王”。谭延闿则追随孙中山,到广东投身国民革命,从大本营的秘书长做起,一路官运亨通,还做过一个时期国民政府的主席。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带着一支红军在湘赣边界打土豪、分田地,把谭延闿老家——陵县高垅的谭家大屋都端了。谭延闿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广东时的“联共”、到武汉时的“溶共”,再到南京时的“反共”。1930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二打长沙时,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听到消息后,后悔地说:“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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