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之路(23)沪上打工日   当“驱张”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带着“湘事善后”的问题奔赴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丰富多彩：送别会友、工读互助、写稿投稿、“设计”湖南、拜访名人……在上海一呆两个多月。毛泽东在半淞园送别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友时，说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发动驱张运动时，我们就遭到了多次迫害，被迫离乡背井跑到上海、北京来了。”　　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滞留上海，也不管他在上海另有什么收获，但比起他在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承担了回湖南建党任务，其他一切并不重要了。　　1　　足印：上海，第3次沪上行　　毛泽东第三次去上海，到达的时间是1920年5月5日。　　时隔一年多，与第一次来上海时，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需要做的事情也更加多了。　　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时，他就一个目标，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到达上海的日子是1919年3月14日、17日、31日，他、萧三和环球中国学生会会长朱少屏、华法教育会会计吴玉章，到杨树浦轮船码头为赴法者送别。　　第二次赴上海，是1919年12月中旬，他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　　这是第三次来上海了。与前两次一样，起点也是北京。这次，他可体会到了“行路难”：他要到上海，却“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他“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他，使他能买票到浦口。他后来回忆说：“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他还给同乡、老师黎锦熙写信诉苦说：“京别以来，25天才到上海。”　　这次到上海，毛泽东的目的有三：　　一是虽然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只是时间问题，可他终究没有走，还得再烧一把火;　　二是既然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只是时间问题，那么这之后的湖南向何处去?他要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湘籍名绅商量。后来，他们果然组织了湖南改造促进会，由彭璜任会长。　　三是他要为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陈赞周、萧子璋(三)等6人送行。　　毛泽东这次在上海一住两个多月。　　2　　足印：半淞园，送别“新民”会友　　半淞园，当年上海一处有名的私家园林。　　有资料记载：半淞园位于黄浦江江边码头附近。园内有听潮楼、留月台、鉴影亭、迎帆阁、江上草堂、群芳圃、又一村、水风亭等，长廊曲折环水……这里贴近黄浦江，故将江水引入园中，以水为主景，并应唐代大诗人杜甫“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诗句，也就取园名“半淞”。　　但数年后，园子西部被自来水公司购去，建成自来水厂。1937年“8·13”事变，半淞园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被夷为平地，以后也没有重建。如今，半淞园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当然附近还有一条半淞园路的马路。　　而93年前，半淞园里有着一场与中国现代史紧密相连的聚会。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同彭璜、李思安等在这里为陈赞周、萧三等六位会友送行。　　毛泽东等人入园后先是驾舟游湖，后又登山望远，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心旷神怡。正当大家玩得兴味盎然的时候，李思安女士呼唤道：“我们还是选取一个地方坐下来谈一谈吧!”　　毛泽东他们选择了一个安置有石凳石桌的亭子，挤坐在石凳上。　　在这里，他们谈了要加强会友联系，谈了要在会友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谈了吸收新会员的条件，谈了……　　现在中共一大会址内陈列着一幅照片，是1920年毛泽东送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合影留念照片，这个地点就是半淞园。　　3　　足印：民厚里，做了一段洗衣工　　毛泽东这次在上海，两个月就一直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这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房子，大门为普通的排门，底层前半部是店堂，后半部右侧为灶间，左侧为小天井。店堂与灶间之间是楼梯。顺梯而上，前楼是宽敞明亮的正房，房外有一个小阳台，后楼为一小亭子间，上有晒台，有尖头木栅栏与邻居相隔。　　据李思安回忆，毛泽东到上海以前，这个房子是她出面租赁的，用来作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到上海活动时的住处。她还回忆说，毛泽东和随同来沪的15岁的张文亮住在前楼正房，房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毛泽东的床铺横放在落地长窗下，床头有一张方形茶几，上面堆放着各种报刊。小阳台上放置一张藤睡椅，毛泽东常坐在上面看书。不久，她也搬了进来，住在灶间。楼下店堂不住人，供吃饭和会客、开会之用。靠近楼梯的地方，有一圆形柴炭风炉，炭篓放在楼梯底下。所有家具，都是东租西借凑合起来的。　　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和艰苦，每人每月才3元零用钱，常常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　　生活难以为继，解决得靠自己——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参加的项目是为人洗衣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诉说自己工读生活困境：“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6月7日,毛泽东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4　　足印：花园里，　　出版《天问》为驱张　　霞飞路花园里277号，是《天问》周刊社。　　在毛泽东到上海前，曾派遣彭璜等人在上海出版《天问》杂志，专门揭发张敬尧的罪行，开展驱张斗争。　　尽管物质生活艰难，但没有挡住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脚步。在沪期间，毛泽东常去《天问》周刊社，继续宣传“驱张”。他亲自为该刊撰写了《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设计”着湖南的未来——成立湖南人民自决会，推进湖南人民自治。还提出了在驱逐张敬尧后改造湖南的方针策略——废督裁兵，实现民治;指明中国的出路，必须推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南北军阀的统治。　　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湖南改造促进会拟定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提出废督、裁军、自治、教育、实业等六项的设想。毛泽东在3月12日致信黎锦熙，并附上《商榷》。他认为，《商榷》所说各条，虽然还不是如黎锦熙所说的“从‘根本解决’下手”，只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是“次货”，但就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实在是“上货”，如果这一着也不做，“觉得太不好意思”。　　5　　足印：环龙路，拜访先驱陈独秀　　毛泽东在上海另一个经常活动的内容是拜访名人。他拜访过著名湘绅章士钊，还在章那里得到所筹二万银元助学款。如此，也就有了40多年后“还债”的故事。　　他到环龙路44号医院里探望孙中山，向孙讨教，请孙支持、指导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　　当然，他拜访得最多的还是住在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将全国闻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编辑，并又在此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关注湖南，器重毛泽东。1920年1月5日，他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他从《湘江评论》、“驱张”运动和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已经感触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已在毛泽东这样“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他热情讴歌：“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深得多。”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基础，毛泽东与陈独秀的沟通和交流也就非常顺畅和融洽了。　　6　　足音：“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等重大问题。在陈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转变。后来，他在与斯诺交谈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据李思安回忆，在回湖南前，他们“告别时，陈独秀再次肯定：你们的计划如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彭璜激动地说：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在你的指导下，再着手建立“共产党”，今后还有许多事要请你指导。陈独秀点点头，说：“多联系。”这就是说，湖南列入了陈独秀的组党计划。　　毛泽东、彭璜、李思安还去拜访了“很提倡国际主义的”吴先生——中文名吴廷康——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后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期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响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可算作会见魏金斯基成果之一。　　1920年6月，张敬尧逃离湖南。毛泽东也于7月返回湖南长沙。　　■链接　　毛泽东等设计的湖南改革方案：　　《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　　(一)军政　　(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　　(2)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属之由省立各学校组织而成之省城治安，以隶属省长之警察维持之，绝对不驻兵。各县治安，以隶属县知事之警察维持之，废除警备队及镇守使名目。教育经费原额，以后应时增加。　　(3)军费支出总额，至多不得超过省收入总额十二分之一。　　(二)财政。　　(1)银行民办。银行发行纸币基金，由省议会监督存储基金额与纸币发行额之比例，由省议会议定。　　(2)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两年来新加各苛税。　　(3)民办“湖南第一纺纱厂”。　　(三)教育经费　　(1)恢复民国二年。　　(2)确定来源。　　(3)保管权教育经费保管处。　　(四)自治　　(1)恢复并建设县、镇、乡自治机关。　　(2)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　　(3)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农会。　　(五)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六)在最快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提出者湖南改造促成会　　通信处上海法租界八仙桥永乐里全国各界联合会彭璜. 青年毛泽东之路(24)卖书“做生意”   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又一次来到潮宗街，寻觅93年前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痕迹。　　史说：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社址就设在潮宗街，租的是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三间房子。　　“潮宗古街”的现代石碑立在街口，那条麻石路依然;当年的“湘雅”校址——瞿鸿禨公馆还有一块石碑嵌在现代建筑墙上;文化书社最初社址也有一块石碑立在街头;潮宗门虽然已衍变成三座抽象雕塑，其布局让人懂得它是人们从湘江上岸入城“第一站”……感谢人们留下这些历史元素，让记者追寻有门。　　1　　足印：潮宗街56号，让督军为书店剪彩　　记者在“文化书社”遗址前徘徊。感叹的是：一个红色书社，能够存在7年之久——“马日事变”时被封查，在湖南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背景下，实在是个奇迹。　　史家有一段这样的叙述：1920年9月9日，设在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开业了。在鞭炮、鼓乐声中，谭延闿在一群“长袍子先生”的簇拥下，坐着八抬绿呢大轿来到这里。在人们的掌声中，他亲自剪下红绸——亮出了文化书社的牌匾，那上面“文化书社”是4个颇见功底的颜体——谭氏书法。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亲自为文化书社剪彩，而且亲笔题写牌匾。　　不过，就文化书社开业前后的情况来看，谭延闿还非得剪这个彩——结人缘。而“人缘”，正是文化书社立足的重要社会基础。　　2　　足步：吹响新文化号角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湖南地方实力派代表性人物谭延闿再次入主长沙，开始了第三次督湘的历程。为了装饰“自治”的门面，他宣布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出版等。于是，新的书报可以自由贩卖了，各种新的团体乘势而起，湖南有了一点民主的气氛。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身负建党重任的毛泽东立即利用这一有利环境，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此，他同新民学会骨干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四处奔走，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以解决宣传阵地的问题。　　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2版首刊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全文刊载。文章说，之所以要发展新文化运动，是因为当时的湖南还没有真正的新文化，“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文化书社的愿景便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要在全中国培植真正的新文化，就要“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　　他们，向湖南人民吹响了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而且，新文化培育了新青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湖南进步青年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时代潮流中的弄潮儿。　　3　　足步：拉来众多投股者　　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楚怡小学召开了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会议通过了书社《组织大纲》，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　　可他们遇到的首先障碍是没钱。　　1979年5月17日，易礼容回忆创办文化书社时的情况说：“文化书社……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秘书)赵运文经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400多元钱，其实当时400多银洋是一笔大的钱。”没钱，易礼容和陈子博用一个黄泥小火炉、一个瓦钵子做饭。在临时营业期间，易礼容和其他三个“员工”没有工资，生活自掏腰包，工作是尽义务。　　1920年11月6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其中写道：“从8月2日成立会起截至10月22日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毛泽东……等27人，共收银519元。”可见，解决没钱的问题，按现在的话说是融资——发动大家入股。　　这种投股共搞了三次。在个人出资中，最多的是姜济寰，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一次，交纳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股的还有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贺民范等。　　4　　足步：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文化书社投股的这些名字当时都是响当当的。　　易培基是谭延闿的“铁杆”。此时的他是谭延闿的省长公署秘书长，还兼任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他不仅是毛泽东在一师的国文老师，还是毛泽东“驱张”赴京请愿的“同行者”，更是毛泽东的赏识者。毛泽东等办文化书社，首先是征求他的意见。易培基叫好!他认为：湖南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还出面邀集长沙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　　姜济寰，是谭延闿的又一“铁杆”。谭三次督湘，姜也三知“京兆”——长沙县知事，此时则升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他与谭延闿一样，性格中正平和，思想却比谭进步，与毛泽东这般青年合得来，又有易培基出面相邀，对创办文化书社也就态度积极。　　仇鳌，不仅是老同盟会员，此时官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他是谭延闿的“诤友”，谭延闿得以第三次督湘，是他从上海把谭从“寓公”拉到“流亡督军”位置上，在永州(后郴州)建立湖南督军府，在张敬尧的天上另出一个太阳。他是在谭延闿面前说得话起的人。　　左学谦，虽然不是谭氏班底人物，却因为长期担任商会会长，颇有人脉，其人的作派颇有点谭延闿“八面玲珑”之风。至于其他如王、朱、李、龙、贺、匡等，都是湖南名流。　　这些人除了比毛泽东们有钱外，更有“名”、“位”和“缘(人)”，有他们参与，形成“统一战线”，文化书社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环。　　5　　足步：当上特别交涉员　　毛泽东是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经理却是易礼容。　　无疑，易礼容担任经理比毛泽东更恰当。易礼容在湖南商专学过管理，是当时难得的经营人才。他与女友许文煊都是新民学会会员，也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　　在书店，易主内，毛主外，通力合作，把书店办得红红火火。　　作为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承担着繁重的“外联”任务。他借助舆论工具，对文化书社进行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联络下，湖南《大公报》曾三次为文化书社刊登广告性文件。他做起书籍广告来也别出心裁，这有夹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为证：“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留给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这完全是稍有文化知识的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话文。　　毛泽东也做有点类似现在的“图书、报刊销售排行榜”的“软广告”，即通过介绍文化书社的动态和销售情况，告诉读者畅销书是什么。　　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这些书报大部分是随到随完，供不应求。在他的“特别交涉”下，经议事会同意，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为“信用介绍”，据此与全国各地书刊建立广泛联系。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让文化书社免交押金先提货;在李大钊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也给文化书社“最惠待遇”;而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则优价供应文化书社。从此，文化书社“货源”充足。　　6　　记者感悟：一举三得　　书籍报刊是特殊商品，是意识形态的承载体。毛泽东等其所以选择“开书店”，首要的是“传道”。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确实，文化书社创办不久就发展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广大青年学生来往最多、受教育最深、受鼓舞最大的地方。　　其次是“建网”。“得网络者得于天下”，93年前的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个“商道”。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有六七十余处之多，并在本省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设立分社和代销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多半由新民学会会员及其他进步青年担任。毛泽东等人通过文化书社和分支机构，迅速将新文化运动推向全省，还通过书社的业务活动与全国各地的革命团体建立了联系。这张“网”，不仅是文化传播网，也为革命联络网。湖南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后，文化书社及其贩卖部、分支机构大多成了党团的通讯联络机关或活动场所。1921至1923年，长沙文化书社俨然是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总机关”。中共“一大”结束之后，苏联顾问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第三是“筹款”。文化书社的经营所得，也就成了党团工作经费。　　湖南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李维汉后来评论说：“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文化书社这件事。”　　■链接　　谭延闿的后悔10年后，即1930年，文化书社的实际“店主”毛泽东和剪彩者谭延闿身份都变了。毛泽东成了中共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也是创建红军的“山大王”。谭延闿则追随孙中山，到广东投身国民革命，从大本营的秘书长做起，一路官运亨通，还做过一个时期国民政府的主席。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带着一支红军在湘赣边界打土豪、分田地，把谭延闿老家——茶陵县高垅的谭家大屋都端了。谭延闿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广东时的“联共”、到武汉时的“溶共”，再到南京时的“反共”。1930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二打长沙时，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听到消息后，后悔地说：“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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