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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之路(19—20)
2015年06月21日 来源:互联网 编辑:李玉兵 已被浏览:
青年毛泽东之路(19)打开洞庭闸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是湖南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湖南的五四运动既合着全国的频率,但又有着自己的特点,由反帝反封建,发展到驱逐北洋军阀代理人张敬尧。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毛泽东等驾驭运动的结果。  1  足印:修业小学  “五四风云筹策地”  11月10日,记者来到长沙市都正街街道马王街28号。这里现在叫修业学校,94年前是修业小学。  1959年周世钊重游这里时,填词《浪淘沙》,说这里是“五四风云筹策地”,而且“胜迹长留”。  在这里执教过40年的吴老师告诉记者,伟人的足印深深刻在这里。她指着那面展示墙说:“看,毛主席的事迹都‘陈列’着呢!”“那里还有毛主席青年时期的铜像”,她指着学校院子的最南端。“只可惜,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八角亭,后来拆掉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八角亭的地基。”她说。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落脚,因为他的好友、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  一番寒暄后,周问毛住何处?毛说未定。周便邀请毛到修业小学居住,并告之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愿意现在就可以“上岗”。毛泽东就这样作古正经地当起了先生。  没多久,五四运动爆发。  当北京的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立即起草了一个字数不多却热情奔放的传单。传单的第一句话是:“同胞们,起来!用我们的热血,挽救祖国的危亡。”提出“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长沙几个学校散发。  毛泽东就这样投入了湖南的五四运动。他在“修业”工作的8个月,也是战斗的8个月。  2  足印:湖南“商专”  湖南“五四”前线指挥部  当年,湖南省学联会址设在落星田——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内,因为学联主席彭璜是这里的学生。  现在,这个会址已无寻处,可当年它是湖南五四运动的“前线指挥部”。  长沙地区罢课的号令从这里发出,给北京政府要求其拒绝巴黎和约等通电也是这里发出;《湘江评论》编辑部的牌子也挂在这里。  当时,湖南省当局对北京的消息极力封锁,致使长沙的进步人士对北京五四运动情况知之甚少。为推动长沙的学生运动,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来长沙找到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何叔衡等商量,决定改组当时的省学联,让其成为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前线指挥部。据当时已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头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邓中夏通报了北京学运情况。会议的直接效果是:3天后,新的湖南学联成立;6月3日,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发出了拒绝巴黎和约等六项要求的通电。  3  足步:离开会场  也是实际领导者  毛泽东不是学生,可学联接受他的指导。历史证明,“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当年一师学生,解放后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的白瑜回忆说:“我校(一师)开预备会议决议授权代表表决(罢课)时,毛亦参加,当时我是主席又是出席学联的代表,见情势不对,提议清查会议,凡是没有班代表资格的一律请退出会场。毛很生气,毛虽然离开会场,罢学的提案还是通过了。”这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在组织罢课中的作用。  罢课,罢课,在省学联的指挥下,长沙市区高校、中学、小学都行动起来。  没收日货,提倡国货,学生演讲团走向街头……  演出《亡国鉴》、演出《青岛风云》、演唱《朝鲜亡国惨痛史》,学生演剧队走向街头……  暗地囤积日货坡子街的华太长被捣毁……  日商戴生轮日本水手被判刑……  7月7日,湖南学联和国货维持会共同在省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行动。人们将没收的日货堆积起来,放火焚烧,人们在红光满地中拍手称快。  4  足印:白果园  《湘江评论》印刷处  记者来到解放路街道化龙池社区白果园33号——当年《湘江评论》印刷处。  这里本是实业家章克恭在1916年与人合伙创办的湘鄂印刷公司。当时,这个公司印刷设备一流,印刷产品精美。毛泽东承担着《湘江评论》的写稿、审稿、编辑、校样和跑印刷厂的任务,在寻找杂志承印厂家时,也就选择了距离近、质量好的“湘鄂”。  原来,在5月25日召开的“介绍会”上,毛泽东提出应搞一个刊物来宣传先进思想。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并确定由省学联主办,毛泽东任主编。经过精心筹备,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在宣言中,主张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主张彻底研究学术,努力追求真理;主张民众联合,向强权者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这些也成为《湘江评论》的主要内容。  《湘江评论》一创刊便得到了社会认可,以“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气势磅礴,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产生了强烈影响。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后重印了2000多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从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  各方好评如潮。《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胡适评论《民众的大联合》“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北京《晨报》赞扬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论道:“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  《湘江评论》最大作用还是推动思想解放。《明德旬刊》在创刊号曾形象地描绘这种作用:“就像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我们的眼睛;警钟响起来了,震动了我们的耳鼓,启聋发聩,指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湖南的青年站起来了,在《湘江评论》的启发下,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锋,一齐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因此,《湘江评论》的诞生,就像“湘江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各种思潮,浩浩荡荡地涌进来了。”  5  足步:“蒸笼”里头写檄文  虽然《湘江评论》的编辑部牌子挂在湖南“商专”,其实真正的编辑部在修业小学毛泽东住所里。  毛泽东白天教书,晚上写稿、编稿。毛泽东的“邻居”周世钊解放后回忆说,他和毛泽东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板。他半夜醒来时,还从壁缝中见到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原来毛泽东还在为《湘江评论》写稿。当时,毛泽东所住的那间小屋,十分闷热,他便脱掉衣服,在昏暗的灯下写稿、编稿;最让他感到恼火的是汗水和蚊子,每晚一进小屋就像进了蒸笼,而成群结队的蚊子也向他进攻。“当时毛泽东的身上被蚊子咬出血泡,但他仍不停下。”  而易礼容的亲历则叫人心痛:“记得一天早上我去宿舍看望他,朝阳正照在他的黑色夏布蚊帐上,他还没睡醒(当然是因为夜间工作耽误了睡眠),我轻轻揭开他的帐子看,不料惊动了好几十只臭虫,在他的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面乱窜,每一只似都肚皮饱满。想来,不止一夜、十夜、百夜臭虫饱尝了主编《湘江评论》的人的血。”  一个多月内,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6  足步:“不开闸门,  何以成洪流?”  《湘江评论》是号角,唤起了民众。湖南人行动起来了。7月7日,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焚烧日货行动。可对于督军张敬尧来说是魔咒,自然要被他视为眼中钉。他在焚烧日货的那天,亲率荷枪实弹的军警来捣乱会场,恶狠狠地骂了一通:学生“扰乱秩序,名为爱国,实为祸国”,发出“学生只准读书,教员只准教课”,“如果不听本帅的话,还要闹事,本帅就要办人,决不容情”警告,强令学生解散后,仍不罢休,决定堵住这扇“洞庭闸”。  1919年8月中旬的一天,《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还未发行。那天,几个学生编辑正在“商专”的编辑部里议论稿件,湖南督军张敬尧手下的徐副官带领着七八个士兵闯了进来,先就是几枪托,将门楣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砸落在地。  徐副官双手叉腰,一脚踩在“《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上,喊道:“哪个是毛泽东?”身着灰布长衫的毛泽东闻声而出:“武将叫阵,文人出马,长沙的事情如今也像北京一样奇怪。先生,敝人姓毛,名泽东。”  徐副官仔细打量了一番对方:“你就是要把洞庭湖开闸的《湘江评论》主编?”  毛泽东笑笑,说:“不开闸门,何以成洪流?不唤起民众,何以反抗专制?你们军人有炸药,若是你们也来参与开闸,一声爆破,何愁湖南的革命形势不一日千里?”  徐副官被毛泽东几句棉絮里面包石头的话“打”得哭笑不得,只得声色俱厉地告诉毛泽东,他是“奉张大帅之命前来警告的”,再不“勒马”,就要抓人。  《湘江评论》就这样被张敬尧查禁了,省学联被同时勒令解散。  7  足音:“推翻武人政治”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屈服,湖南人并没有屈服。  “所有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和先进分子的结论。  张敬尧不仅祸湘,更是爱国的障碍!湖南人民也看得清楚。  湖南学生运动有了新的“宣言”——“推翻武人政治”,矛头直指军阀统治。  湖南的五四运动向纵深发展,声势浩大的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拉开了序幕。  ■链接  我们饿极了  毛泽东  (1919年7月14日)  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有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原载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毛泽东早期文稿》3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青年毛泽东之路(20)摆阵潮宗街   青年毛泽东与长沙潮宗街颇有缘分。  最初结缘的媒介是《新湖南》周刊。《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了,可战斗在继续,没有一个舆论阵地是不行的。  潮宗街给了毛泽东的机会,准确地说,是设在潮宗街的湘雅医学专科学校学联,具体当事人是日后历史上几个醒目的名字:李振翩、龙伯坚、张维。  李振翩,被称为“架设中美友谊桥梁”的人;  龙伯坚,解放后出任湖南省第一任卫生厅长;  张维,解放后出任过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军队卫生系主任,其母八十寿辰时,毛泽东亲题“如日之升,如月之恒”8字予以祝贺。  1  足印:潮宗街  毛泽东接办《新湖南》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并宴请全国知识分子代表。宴请时,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就坐在毛泽东左边的主宾席。毛泽东对颜福庆说:“30年(多)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专科学校)时我就认识你了。”  颜福庆大吃一惊,有点拘谨地回答说:“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毛泽东说:“在你院长室旁边的一幢房子里,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写着‘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当时我经常朝这房子里走,在里面搞活动……”  毛泽东说的这一段历史,既说的是他建党初期在湘雅的活动,还有他接办湘雅《新湖南》周刊的事。  当时,湘雅医学专科学校设在潮宗街。现在的潮宗街东起湘江路,西止黄兴北路(原北正街),这条在现代人眼里拥挤狭窄的老街当年却是长沙城最宽的街道。潮宗街在明清时是长沙县署和临湘驿站所在地,旅店业特别发达。旧时为出潮宗门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道,因而成为米业、堆栈业的集散地。  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宅第就在此街,人称“瞿相府”。1914年12月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就在“瞿相府”里开办。  正是因为这里有了湘雅,也就有了毛泽东“摆阵”潮宗街的故事。  2  背景:龙伯坚感到  “独木难支”  尽管“湘雅”以严格的考试著称,淘汰率很高,可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手术刀们”的心堂再也平静不下来。这使得湘雅这个平日里平静得有如古井的校园激流涌动,《学生救国报》也就应“流”而生。这是五四之前,“湖南高校中最早、全国高校中较早的周双刊之一”。首任主编是湘雅第三班的学生龙毓莹(伯坚),编委有他的同学李振翩、张维等。  五四运动的波澜涌入湘雅校园,《学生救国报》也就“推波助澜”了。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在1919年6月10日的第七版是这样介绍该报的:“昨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特组织学生救国报一种,以发扬民气,联络学生感情为宗旨。言论不涉政事……所有该报需用各费,即由该校同学减餐担任云。”  该报至第四期起更名为《新湖南》。关于更名一事,据龙伯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撰文回忆:“《新湖南》周报是我起名的,其由来是:辛亥革命以前,湖南有位著名人物杨守仁(笃生),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著有一本鼓吹革命的小册子,名《新湖南》,书中有‘在天心阁撞自由钟’这样的话,意思是要唤醒湖南民众。我们当时深受其影响。《新湖南》的刊名就脱胎于《新湖南》这本小册子。《新湖南》有月刊和周刊两种,月刊是杂志,周刊是报纸,一张一张的……”“每期印一千份,除在省内发行外,还远销北京、浙江一带”。《新湖南》在编辑龙伯坚的主持下发行至第六期,感到独木难支。  3  足步:“里手”来到编辑部  197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一条新闻:毛泽东主席会见应邀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夫妇,并配发了一幅毛泽东与李振翩亲切交谈的照片。可许多人不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毛泽东与李振翩相识正是因为《新湖南》。正是龙伯坚“感到独木难支”,也就有了毛泽东接办《新湖南》。李振翩的回忆是:“有一天,龙伯坚好像发现救星似的放下笔,叫喊起来:‘我们去走访毛润之。’在一个图书馆见到了他……我们请他担任《新湖南》的总编辑(主编)……”  龙伯坚等之所以找毛泽东,因为后者是新闻“里手”,在北大时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湖南《大公报》上常有他的文章,《湘江评论》办得更是影响一时。  毛泽东欣然答应。于是《新湖南》周刊自第七期起由毛泽东任主编。  毛泽东为什么会接编一份医学生的报纸呢?他在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道出原由:“《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封停刊……此间有一种《新湖南》,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急于找到一个宣传思想主张的阵地,而医学院校的报纸是一种理想的掩护场所。  正是在主办《新湖南》过程中,毛泽东与李振翩、龙伯坚、张维既是同道之人,也成了私人朋友。毛泽东和杨开慧第一个孩子毛岸英,就是李振翩在清水塘接生的。  1948年底,根据中美文化协议,常驻中国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邀请李振翩夫妇访美。后来,李振翩夫妇加入了美国籍,李振翩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任研究员,其妻汤汉志在华盛顿圣约翰·伊丽莎白医院任内科主任。1972年冬,中美关系解冻,新中国第一个医学代表团访美。访问期间,代表团副团长林巧稚遵照毛泽东的嘱托,邀请李振翩夫妇回国访问。  毛泽东给李振翩夫妇如此高的礼遇,虽然有“老朋友”的因素,但更在于后者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和为“架设中美友谊桥梁”所作出的贡献。  4  足步:《湘江评论》复活了  毛泽东主编《新湖南》后,通过刷新办刊宗旨和亲自撰文,大大加强了《新湖南》的革命性。《新湖南》第一期与第七期,主要内容虽然是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使国人知所取从”;改造家族制;“提倡男女平权生活独立”;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分利坐食;“提倡平民教育”;灌输卫生知识,但一个弱点是“言论不涉政事”。  而第七期登出的刷新宣言则是:  一、批评社会;  二、改造思想;  三、介绍学术;  四、讨论问题。  据龙伯坚回忆,第七期以后的《新湖南》周刊,“同人尽其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长沙社会面面观》摘登《新湖南》刷新宣言时在前面写道:“《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七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列位看他第七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  毛泽东在《新湖南》报上撰定的政论文,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正面揭露和抨击了张敬尧的暴行统治,基于当时国内外和本省的一些重大问题或分析批判、或评论、或杂感,使读者们受到极大的政治启发和思想教育。如第七期的重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不仅使读者们感到内容与形式较第六期以前迥然不同,而且实实在在地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  当时有文章评论:“……湘雅医学校也发行了一种《新湖南》周刊,也很有实在的价值……这真是湖南教育史上的曙光了”。还有一篇文章更直接地说:“湘雅医学校发行的《新湖南》……为《湘江评论》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5  足步:也遭封查的厄运  不幸的是,《新湖南》在出至第十一期时就遭到了《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被张敬尧军阀政府所查封。  张敬尧是如何封查《新湖南》报的,现在没有可靠的资料。《湘江评论》被查封的时间为8月上旬,毛泽东在9月5日写给黎锦熙信中说过,“改组后”的《新湖南》报“半月后可以出版”,那么“刷新”后的《新湖南》报出版应在9月下旬。出版了四期被查封,应该是10月底的事了。那么,在10月前后湖南发生了什么呢?9月份,“《华瀛日报》经理谭笃恭因刊登张敬尧祸湘的文章,被张枪毙于长沙浏阳门外。”“10月22日,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如此,在张敬尧眼里,湖南在与他作对,他还能允许一份反张的《新湖南》周刊存在?  也确实,到了这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率“驱张”湖南公民代表团进京了,而且李振翩则是学生代表团代表之一。于是,张敬尧下令要逮捕李振翩等13名湘雅“闹事者”。李振翩当即退出了运动,返回学校攻书;毛泽东在北京经过一系列活动后,将战场转移到上海。如此看来,张敬尧此次封查不仅仅是像对《湘江评论》那样,砸牌子了事,而是釜底抽薪——抓人。  尽管《新湖南》在毛泽东主编后只发行了四期,但它扩大了湘雅在全国的影响,震撼和鞭笞了当时的军阀政府,有力地配合了北京乃至全国的五四运动。  6  足音:“我亦与有荣幸”  1949年8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创刊出版。尽管此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筹备建国之事千头万绪,可毛泽东没有忘记家乡的党报,抽空题写了报头。  这令时任湖南省卫生厅厅长的龙伯坚想起了当年事,“此《新湖南报》是否系当年《新湖南》的后身?”不由得给老友毛泽东写信询问。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日理万机,毛泽东来不及回复龙伯坚。但4个月后,毛泽东还是回信释疑。  伯坚先生: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顺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0年三月十四日  “我亦与有荣幸”,看来,毛泽东看重当年的《新湖南》,也以“摆阵潮宗街”这段经历为荣。  “摆阵潮宗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言放弃、永远进击的青年毛泽东。  ■链接  五四时期湖南学生报刊  省学联:救国周刊、湘江评论;  湘雅:学生救国报、新湖南;  省高工:岳麓周刊;  明德:明德周刊;  长郡:长郡周刊;周南女校:女界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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