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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之路(15—16)
2015年06月21日 来源:互联网 编辑:李玉兵 已被浏览:
青年毛泽东之路(15)聚会溁湾镇专家如是说:“毛泽东、蔡和森等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大业,开新宇的思想、事业,起始于新民学会。他们团结了一批纯洁、诚恳、不畏艰险、勇于探索、服从真理的青年学子,结成了一个高尚、纯洁、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新民学会。他们经历艰难曲折的求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道路……”“从此以后,这一人才群奏出了湖南近现代史上,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优美动听的凯歌。”无疑,新民学会的建立,也是这群青年人生灿烂的时刻,也是毛泽东心愿初步实现的标志。 1足印:刘家台子这天阳光好灿烂7月10日,记者又一次来到刘家台子。与95年前那座孤零的村居相比,这里现在是“高邻相伴”、热闹非凡了。不过,在长沙潇湘路溁湾镇寸土寸金的情况下,它仍然是“都市里的村庄”:院子占地约500平方米,房子建筑面积175平方米,房屋为木构架竹织壁粉灰,坐北朝南,木结构,青瓦平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有堂屋、正房、厢房、杂屋等。房外环以竹编院墙,左有菜地,前有朝门、水塘。这要感谢95年前的那次会议。这里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的故居——“沩痴寄庐”。1917年,蔡和森全家在母亲葛健豪的带领下来到长沙,在这里租居两年多。1918年4月14日,是“沩痴寄庐”最灿烂的一天。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萧植藩(三)、陈绍休、罗章龙、邹鼎丞、张昆弟、邹蕴真、周名弟、陈书农、叶瑞龄、何叔衡、李维汉14人,来到这座小院,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从此,这里与中国革命相连,也随着中国革命航船的前行载入史册。2足步:“二十八画生”征友事对于召开这次会议,最高兴当然是毛泽东,因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一直是他的心愿。“二十八画生征友”的历史佳话就是明证。那是1915年9月,他在长沙城内各中等学校传达室门口贴有一张《征友启事》:“今日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之人,组织团体,其宗旨主要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私下聚谈。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虽然,毛泽东自己说“仅有三个半人回信”,即陈章甫、罗学瓒、罗章龙,另“半个”是指李立三(另的一说,“应者亦五六人”)。虽然应者不是很多,而且还差点闹出一场风波来——有人怀疑其动机,有的甚至猜测“二十八画生”是在找女朋友,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组织团体”的渴望。3足步:定王台上“三奇”会新民学会旧址陈列的史料,印证着青年毛泽东这种渴望——非常珍重“三个半之一”的罗章龙的回信。毛泽东收到罗的回信后,立即回复,还引用了《庄子》里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蛩然色喜”,并约好星期日上午到图书馆见面,来时手持报纸为记。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是日,适久雨初晴,丽日行空……同学陈君圣皋也欣然前往。”“上午九时左右,我们到达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器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芝。二十八划乃其名字笔画数。略谈数语后,圣皋则去阅览室看书,润芝建议到院子觅一僻静处倾谈……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毛、罗此次会面被罗的同乡、毛的一师同学彭道良称为“三奇会”。彭的解释是:陈圣皋和罗章龙是联中的“二奇”,毛泽东则被同学戏称为普鲁士著名将领毛奇。彭道良还告诉罗章龙:毛泽东“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迹,作个奇男子……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且语意双关。”“同乡陈赞周(绍休)道:‘润芝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俛视之慨……堪称益友!’”从此,毛泽东和罗章龙成为挚友,也是参加新民学会成立会议的“十四分之一”。4足步:指点江山湘水畔陈列室也挂有毛泽东那首脍炙人口的词——《沁园春·长沙》:“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它真实地描绘了青年毛泽东与朋友的交往生活。正是在他有心“经营”和魅力吸引下,他的周围渐渐地集合了一群青年。“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以为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他们相聚橘子洲,纵论爱国情怀;他们露宿爱晚亭,畅谈社会改造;他们击水湘江里,抒怀畅言志向……张昆弟烈士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们这种生活的一斑:9月22日,“时近黄昏,遂宿于此(蔡和森家),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毛泽东这些亲密朋友日后就成了“一个团体”——新民学会的核心,都是“4·14”会议参加者——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 5足步:“沩痴寄庐”的争论算起来,从1915年9月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到1917年冬筹备组织,到这次在刘家台子举行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前后经过了上百次讨论。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人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组织学会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大家又推荐毛泽东和邹蕴真起草会章。毛泽东、邹蕴真开初起草的会章写得很长,对学会的发展前途写得较多,学会的活动写得很具体。对此,蔡和森是赞成的,他事后给毛泽东写信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可萧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删除的条文,很可能是对学会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即向政党方向发现的改造社会,创造新环境的问题。”新民学会的名称是萧子升提出的。1918年3月31日萧三在日记写道:“二兄(萧子升)来坐已久,交阅润芝起草新民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萧子升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寓意这个团体反对旧制度、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暗含崇高的气节、凛然的正气、光荣革命的伟大雄心。尽管经过了长期筹备,这次会议还是讨论热烈。据记载,在这日午饭之前,参会者“时而激烈地争论,时而埋头沉思,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而殚精竭虑”。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还规定了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会议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后,由于萧子升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6足音:“鲲鹏击浪从兹始”走出“沩痴寄庐”,记者在湘江边上漫步,蓝天白云下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雕像格外夺目,毛泽东关于新民学会的回忆又在耳边响起:1918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会员的大部分,在1927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是的,新民学会会章虽然最终没有将“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向政党发展”等内容写入,可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乃是这组织中许多人的抱负。新民学会会员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正是因为有了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这种事关青年学子前程的大事也有人出面主持了,“驱张”等这样在湖南历史上有着重重一笔的政治活动也有了主心骨,湖南后来的建党建团活动也就有了思想、干部基础。■链接新民学会成立会议人员生平毛泽东:(略)。蔡和森:(1895-1931)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5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后又兼任秘书长。1931年8月牺牲于广州。萧子升:(1894-1976)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1976年在乌拉圭去世。萧三:(1896-1983)萧子升之弟。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持我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工作。陈绍休:(18?-1921)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在巴黎逝世。罗章龙:(1896-1995)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初,因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采取错误的分裂政策,被王明领导的中央开除党籍。1934年起,从事教育工作。1979年起,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邹鼎丞:(1894-1919),1919年在预备赴法留学勤工俭学时病逝。张昆弟:(1894-1932)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在洪湖牺牲。邹蕴真:(1893-1985)一师毕业后,以教书为业。“马日事变”之前,他参加了毛泽东在长沙组织的许多革命活动。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周名弟:(1895-?),1919赴日本留学,后赴东南亚,终身从事教育工作。陈书农:(生卒年月不详)曾在周南女校任教,也做过南县县长。解放前后任湖南大学教师。叶瑞龄:(不详)。何叔衡:(1876-1935)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在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和内务部长。1935年2月,牺牲于福建长汀县水口附近。李维汉:(1896-1984)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前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青年毛泽东之路(16)岳麓“新村梦” “身在山中,心忧天下,凭栏熟计连朝夜。菜根为饭草作鞋,要将历史从头写。”1954年,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填了一阕《踏莎行·秋日游爱晚亭》,称赞毛泽东组织的一段“新村生活”。  当记者10月上旬再一次来到爱晚亭下的岳麓书院,找到了当年“新村生活”的遗迹——半学斋里毛泽东寓室。虽然,这种“新村生活”有着就业压力的重要因素,但主要还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改造中国与社会”的一种探索。  实践证明,这种“新村梦”难圆。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成熟起来了。  1  足印:半学斋  岳麓山里建“新村”  1918年6月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了。他和一些没有找到工作而又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大家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  之所以住在这里,还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杨昌济。杨开智曾回忆,谭延闿二次督湘时,杨昌济等曾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杨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家,后来迁到岳麓书院。老师同意,毛泽东等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新村梦”。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如此描绘青年毛泽东他们的生活:“他们都很穷,吃上一顿愁下一顿,吃的是蚕豆拌米煮的饭;赤脚草鞋,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他们一边读着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这种工读生活,大家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然而大家的心情并不悠闲,个人前途和天下大事都待解决。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宁静的,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军阀的横行,张敬尧的昏暴,青年的烦闷,工农大众的痛苦,这一系列的问题,常常潆洄在他的脑中。”  毛泽东等的“新村梦”一开始,并不全部都美丽。  2  足步:做过三次“新村梦”  其实,“新村梦”并不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们一种新生活的实验。毛泽东“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施,毕业给他提供了一种契机,也就拥抱“新村”了。  但岳麓山里建“新村”,只是他“新村梦”的开始。以后,他还有过另外两次“新村”的计划和实践。  1920年3月5日,他“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年5月,他在上海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正式实践工读互助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但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要有大约8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  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的毛泽东给长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就是说,毛泽东对“新村梦”实现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他最熟悉的长沙。  3  足印:北京  注目在“菜园新村”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既是为解决工作问题而来——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当佐理员,也是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没想到,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延续。  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  王光祈是工读活动的热心实践者。他在《少年中国》杂志上描写了具体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10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10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做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做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  这年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倡议建立工读互助团并向社会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共分成3个组。这些小组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为“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中”。毛泽东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4  足步:拜周作人做先生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驱张活动。  这一次,他遇到了“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周作人虽然日后成为汉奸文人,但此时却是一个追求上进者。  1919年4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这年7月,他来到日本,在留学之余考察了日本新村活动。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其实,他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并不了解其中真实情况。  周作人回国后,“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介绍新村活动。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1920年春,毛泽东到周的“新村”考察、参观。  5  足步:“新村”建设计划书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  考察了周作人的,又参观了王光祈的,毛泽东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  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4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在这个新村里,设“工读同志会”,有生产、消费、储蓄诸部门,包括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共公园、公共博物馆等等。  设计后,毛泽东为继续驱张起程赴上海。5月到达,也就有了和彭璜、许文亮等那段工读生活。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了。  6  记者感悟:在再探索中选择  看着进出岳麓书院的人流,记者问自己:人们在这所“千年学府”中,一定看到了半学斋中毛泽东的寓室,一定看到了那段文字,他们有什么感想?  确实,“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它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受其影响。然而,它也仅仅是“流行一时”而已,“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  历史是如此记载工读互助团、新村实验的结局:  “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于是,“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可是,“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也因为“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这就是说,这种“新村”建设,仅仅是一种美丽的梦幻而已。  后来,毛泽东反思也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19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尽管“新村梦”破灭了,但毛泽东等人的这种探索精神永不过时;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失败中再探索,在再探索中又选择,不找到一条实现“改造中国与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的道路,决不停下探索的足步。  ■链接  致周世钊信(节选)  (1920年3月14日)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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