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之路(13)“行乞”的日子    7月12、13日，记者来到毛泽东1917年暑假“游学”途中的重要两站——安化梅城、宁乡沩山采访。　　说重要，是因为毛泽东在前者访贫问苦，发出了“农民是真正处在社会的最下层”，“生活的痛苦，不目见是难于想象的”感慨，后者则让他领悟到“救国救民当把握大本大源，而大本源在于工农大众”的道理。　　不带分文，“行乞”月余，顺利返程;了解民情，调查研究，感悟道理，这是青年毛泽东阅读社会这部大书的重要收获。　　1、起点：小西门　　“行乞”从这里开始　　当年的长沙小西门，是座城门——小西门正街出西城的城门，又叫德润门。清代学者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这样描述小西门外景色：“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远近舟楫，上者下者，饱张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无不入画，天下绝佳处也。”可见，小西门下有湘江码头。　　“门”早已消失，“小西门”也仅仅是个地名，是指坡子街与沿江大道交会地段，“竹篱茅屋”早被高硬的“水泥林子”所代替，除了偶尔泊上一两艘机动船外，再无“张帆”“理楫”者。　　1917年7月中旬一个早晨，毛泽东和萧子升脚踏草鞋，各拿一把雨伞，各背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墨盒，来到小西门码头，踏上了这次“行乞”——游学之路。　　2、足印：五个县　　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　　毛泽东1936年回忆这次游学经历时说，“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川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次(1917)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　　据沩山风景管理区副主任喻立新考证：毛泽东、萧子升在宁乡游学的路线图应是过湘江后，从长(沙)宁(乡)大道来到县城;住了两个晚上后，继续西行，经回龙、横市、黄材，入杓子冲同学何叔衡家;从何家翻过九折仑来到沩山密印寺;离开沩山后，折转南行，经宁乡的巷子口，进入安化。　　据涟源市伏口镇文化站长吴子良考证，毛、萧经桃江的雷鸣洞，沿湘安古道进入安化的七星街(今属涟源市)，再到伏口，然后经久泽坪(安化)到达当时的安化县城——梅城。　　另据益阳有关文史专家考证：毛、萧离开梅城后的路线是，坐竹筏顺洢水北上，经仙溪、长塘、泗里河，然后在马迹塘上岸小住。接着，沿资水北上，到达益阳县城，入住龙洲书院，并一住3天。　　接着向沅江进发。可是“看见县城的周围，全给水浸了”，“在汹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唤儿女，儿女哭叫父母”，“乞丐生涯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于是，他们“决定乘搭河船，直返长沙”。　　8月16日，他们回到长沙，在西门进城时，还拍了一张照片。　　如此，就否定了萧子升在《我与毛泽东一段特殊经历》中的“路线图”。　　3、足步：第一关，差钱　　然而，“行乞”过程却不像文字概括的那样轻松。　　湘江渡口，他们遇到了第一关：如何过渡?三种过法在等待他们：一是游水过江，但那会打湿行李;二种是沿江边向南走一里半左右，就可以乘公船免费过江，但这表示他们“避重就轻，不去克服困难”;三是搭乘私人的小渡船，但这种船是要收钱的，他们身无分文，肯定会发生周折。两人还是决定用第三种办法。　　船到江心，船家来收过渡费，他们自然拿不出。　　好说歹说，船主就是不答应，还发横地说，要把他们送回江东，但此举遭到了其他乘客的反对。　　一个老人答应为他们付钱，可毛、萧认为这钱不能由这个善良的人出，而是提出自己帮船主划船、抵扣过渡费的方案。　　可船主钻到四个铜板窟窿出不来，一定要钱，如果不是毛、萧阻拦，他会收下老人代付的钱。　　船到西岸，船主准备和毛、萧两人打架，可这时要回江东的人很多。船主生怕失去更多的钱，一边往河东划船，一边大骂毛、萧两个白渡客。　　此时的毛、萧却走在通往宁乡的大路上，为成功地“选择最吃力的方式”过渡、无钱也能“行”而高兴。　　4、跳步：第二关：饥饿　　他们走着走着，“……忽然发现时在下午”，饥饿难耐。于是，在一个村妇的指引下，到附近一个姓刘的老翰林家要“打发”，“见面礼”是一首诗。　　来到刘家白房子前，“围墙大门关闭着，并加上了锁……”他们刚敲了三四下门，立刻便有几只恶犬在院里中狂吠起来。这使他们颇感惊恐。毛泽东急忙爬上附近的枯树，折下两根又粗又硬的树枝。　　萧子升记得：“这两根棍子使我们壮了胆子，就用它来敲打大门……我们从门缝看到一位短装老人从房子内走了出来……到了大门边，他停下脚步，用粗野的声音问我们来干什么。毛泽东透过门缝说道：‘我们是从省城来的，替刘翰林带来一封书信’……他(老人)领着我们从房子的中门走进去……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我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他带着惊奇的眼光站在那里注视我们：‘你们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你们遭到什么意外了吗……’”　　“……刘翰林(明白两人来意后)说：‘……请你们稍等一会。’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向里走去……我们的空胃直打鼓，对(墙上)那些美丽的绘画和工巧的书法都难以欣赏了。不过，我和毛泽东二人互相安慰，猜想他多半是去叫厨师做一顿丰富的饭来招待我们，因而需要较多的时间……我们愈想到饮食，也就愈感到饥饿!”　　“最后刘翰林终于面带笑容地走了回来，但并没有提到吃饭的事情”，只是递给他们一个红纸包，里头是钱。两个人向刘翰林道过谢后，即离开刘家。他们“将红包打开……竟然是四十个铜圆”。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回那家路旁的小食店”…每人“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饭”。　　5、足步：第三关，无住　　他们来到沩山，要欣赏这里的秀丽风景，见识颇具名气的佛教古寺，了解寺庙的组织及僧侣的起居生活，向名僧方丈请教佛学问题。　　黄昏时分，当他们到达密印寺山门。二人对和尚说：“我们是为乞讨而来。”和尚说：“乞讨与佛门本来就是一回事。”便让进寺院。二人提出要谒见方丈，和尚巧言拒绝。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请和尚送给方丈。不一会，年近五旬的方丈将二人请进了禅房，并开素筵与其共进晚餐。晚上，他们就住在寺中僧房里。　　他们在这里既经济又顺畅地解决了两个晚上“住”的问题。平常，他们要么留宿在同学家，要么用讨来的铜板住旅店，要么向农家借宿。如果在“前不着村，后不见店”的情况下，只得露宿野外。当然，第一次露宿则是有意为之。那是从密印寺朝安化进发的途中，他们决心在沙滩上露宿一晚，这让萧子升一夜没合眼。据萧回忆：他睡不着，在朦胧的月夜下，发现一只“老虎”就在他们身边，而此时毛泽东却酣然大睡，丝毫不知危险所在，而他却吓得“极度紧张”。装死、躲避……又惦记毛泽东有生命危险，“老虎”却丝毫没有离开的迹像。天亮后，却发现“那只凶猛的大黑老虎原来是一块天然的黑石头。”　　6、足步：留下故事一串串　　在密印寺，毛泽东留下了“万尊佛像识金身”的传说。说是方丈让毛、萧在大殿墙上的12988尊佛象中指出其中那尊真金的，毛泽东浏览一番后，一指就中。于是，就有方丈挽留他们再住一晚的诚恳和长谈之举。与传说不同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与法一和尚结下了友谊却是事实。他们两人月夜共赏沩山景色，毛还在法一扇子上题写了一首《归国谣》：“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解放后，法一清晰地记得那一幕，只可惜他的回忆“太神乎”，未能保留下来。　　在安化梅城，毛泽东留下了“对子逼出老先生”和联元塔题诗的佳话。“老先生”是县劝学所所长夏范廷，一位饱学之士，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等书。毛泽东慕名上门求教，前两次吃了闭门羹。第三次，夏开出条件：“必须对句。对得上就进来谈谈;答不上来，就请自便。”　　“绿杨树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夏人不露脸先出题，巧出上联含蓄问春。　　“春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毛胸有成竹来“接招”，所对下联隐含典故，反诘得体，寓意深邃。　　夏惊异不已，立即道歉热情接待，并留居食宿，与两人彻夜长谈，临别时还送8块大洋作路费。　　毛泽东还在城西紫云峰上，用“洢水拖蓝，紫云返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的联语，将梅城风景道尽。　　毛泽东在益阳曾作诗《七律·益阳道中》，其中两句就是著名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7、足音：“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这次游学，让毛泽东见识了大千世界，接触访问的人们中，有农民、樵夫、轿工、长工，和尚、道士，学者、乡绅、塾师、衙役……　　他们靠“行乞”作旅资，方式就是写对联、献诗歌。毛泽东日后回忆说：“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回到学校时，他们口袋里还剩有二块多银元。　　他们步行近千里，历时月余，记录了几本关于民情风俗的笔记。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收获还是：“从此以后”，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非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处境不可……”也领悟到救国救民的大本源在于工农大众。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就是毛泽东这次“行乞”的思想境界写照。　　链接：“行乞”大至路线　　(1917年7月中旬至8月16日，具体时间系推算)　　7月15日，从长沙出发，过湘江，走长宁大道向宁乡进发。　　7月17日，到达宁乡县城，在同学王熙家住了两个晚上。拜访劝学所所长，游历香山寺、玉潭，毛、萧联诗一首。向宋家潭农民宋冬生了解农村情况。拜访同学宋旦父家、刘凤仙家、廖时旸家。　　7月19日，在回龙山白云寺住宿。　　7月20日，在横市长桥考察云山高小。　　7月21日，在黄材镇给店铺写招牌，了解民情风俗。　　7月22日，到达沙田杓子冲何叔衡家，了解何家生活状况，一住三天。　　7月25日，经九折仑上沩山，在密印寺住了三天两晚，与方丈长谈。　　7月28日，到巷子口，与当过衙役的王老倌交谈。　　7月30日，露宿。　　7月31日，沿湘(潭)安(化)古道，进入安化七星街(现属涟源市)，住同学肖蔚然家。　　8月1日，经雷鸣洞，走白鹞、甘溪。在白鹞，得到同学王朝时家盘缠馈赠。　　8月3日，露宿。　　8月4日，沿“湘安古道”翻过半山，进入伏口，在同学罗驭雄家午餐。经盛元、久泽坪，向安化梅城进发。　　8月7日，到达安化梅城，入住紫云书院文庙。两人写送对联，换取盘缠。毛泽东三次拜访安化宿儒、劝学所长夏范廷。游览文庙、武庙、东华阁等古迹。毛泽东在北宝塔上挥笔作联。在紫云峰下贫苦农民张步胜家，听张妻夏婆婆唱《长工歌》：“……十二月做工是一年，老板打发回家转;跳着喊天天不应，守着冷灶难过年。”　　8月10日，从梅城乘竹筏，顺洢水北上，在马迹塘(今属桃江县)登岸，入住天府庙同学肖校文家。为商家作联，补充盘缠。　　8月12日，走大路到达益阳县城，入住龟台山下的龙洲书院。拜访一师校友、县长张康峰，受到“上宾”礼遇，在这里一住三天。　　8月15日，从益阳朝沅江县城进发，到达后遇上洪水，搭船返回益阳，再住龙洲书院。8月16日，搭船回到长沙。 青年毛泽东之路(14)石前首用兵    7月上旬，记者又一次来到长沙猴子石大桥东岸、桥头堡北边的“猴子石”石碑前。　　这石碑是2009年6月29日重立的，“猴子石”三字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唐双宁题写。　　这碑的背面道明了“重立”的由来。这里原有一块巨型石头，本叫“浦石”，因形似猴子，石称“猴子”地名也“猴子”。原石位于现在猴子石大桥东南角长沙三水厂水泵房北侧，1973年因修水泵房而遭毁弃。其所以重立石碑，是因为毛泽东第一次指挥“作战”在这里，也是他“浑身是胆”性格闪光处。　　1　　足印：一师　　五年随处都是兵　　现在的猴子石，一桥飞架东西，成了一处交通要道，上下左右都是飞驰的汽车。虽然，南郊公园就在它的东北角，突起的山包，茂密的森林，仍有当年的风貌，可扩张的城市已将它揽在怀中。记者的耳中，车水马龙的喧闹声隐去，飘来的却是96年前的枪炮声。　　那是1917年11月，战败的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大部队由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3000多名官兵不知长沙虚实，在距学校南端几里地的猴子石徘徊，窥视长沙城。　　长沙城又一次处于被溃军劫掠的威胁之中，而距猴子石只有几里路的一师更是首当其冲。　　毛泽东在一师读了五年半书(包括四师一年)，可谓足步到处都是兵。　　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和地域的撕裂：中央政府掌握在北洋系手里，它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武力统一;西南，掌握在地方实力派手里，与北洋系分庭抗礼。谁对谁错，“公”“婆”都说自家有理;每场战争，理由都是冠冕堂皇。　　湖南地处南北交通大动脉——平汉、粤汉线上。“北兵”攻打南方，这里是前线;“南兵”要讨伐“北方”，这里是进兵的前沿。湖南就像一块木板，被战争这柄大锯拉来拉去，被锯得粉末四溅，遍体鳞伤。　　战争，让湖南大地田地荒芜、房屋焚毁，百姓流离失所。“走南兵”、“走北兵”在上个世纪前期，是百姓心中难以抹去的噩梦。　　“放不下一张书桌”，同样适用这个时期的湖南校园。毛泽东在校的五年里，一师曾屡遭兵灾、三次驻过重兵。　　第一次袁世凯称帝，汤芗铭部李佑文旅驻扎。　　第二次是1917年底，桂军谭浩明一部驻扎。　　第三次是1917年至1918年，张敬汤的旅部驻扎。　　特别是张敬汤旅部长期驻扎后，一师被弄得乌烟瘴气，附近居民也极为不安。这一切，都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因此，史家评论说：“毛泽东反抗军阀、铲除军阀思想的形成，实非一朝一夕之故。”　　这一次，24岁的一师学友会总务、校自愿军的连长毛泽东挺身而出，决心保卫长沙、保卫一师。　　2　　足步：1917年“再遇战事”　　记者曾接触过1917年那场战事的史料，知道其根源还是“南北之争”。　　那年9月，执掌中央政权的段祺瑞，任命虽为湘人却是北洋系骨干的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　　傅良佐一入湘，“做惯了婆婆做不得儿媳”的原督军、省长谭延闿一拍屁股走了。湘军内部随之分裂，湘军大将林修梅、刘建藩扯起“独立”旗帜，与傅良佐兵戎相见。此时，西南地方势力的盟主——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也不愿北洋系染指湖南，派出广西督军谭浩明率部和湘军(部分)组成湘桂联军，与北洋政府派来为傅良佐“护驾”的部队展开激战。　　经过两个月的战事，北洋军被打败。接印才两个多月的傅良佐陷入“四面湘歌”之中，连自己的亲弟弟(团长)也命丧战火，在湘桂联军逼近长沙时，于11月15日与北洋政府任命的省长周肇祥仓皇逃离长沙。　　在傅去而谭未来之时，长沙成了真空地带，市内一夕数惊，市民惊恐万分。　　一师学生、教员同市民一样，惶惶不安，深恐发生意外变故。11月15日左右，全校同学集中礼堂，听学监方维夏部署：一师位于长沙南郊，正是溃军北撤的必经之路。为了躲避溃军进校占屋，打劫抢掠，伤及学生，全校师生须集中在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避，速作准备，听号令出发。　　师生等了很久，就是不闻号令。　　3　　足步：主动出击驱溃兵　　青年毛泽东纪念馆里，陈列着“不闻号令”的由来：一师学友会总务毛泽东建言，阻拦了这种消极行动。　　毛泽东分析说，留校可保安全，离校倒有危险;如果全部离校，学校空空如也，溃兵就来打劫。　　校方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组织师生护校。　　毛泽东组织同学们将桌椅板凳搬出来，堵住所有通向外界的校门，并在院内构筑壁垒，准备作战。同时他还采取从前湖南农民护院的老办法，率领学生们将嫩竹削成十分锐利的锋尖，插在校园围墙上，并布置学生在各个通道处“持枪”站岗，“昼夜巡逻，警卫非常”。两天以后，有些零星溃兵开始进城，并踯躅于长沙街头。他们经过一师门前时，见大门紧闭，有“兵”巡逻，也就知难而退。　　过了两天，就发生王汝贤部队溃兵徘徊猴子石、窥视长沙城的一幕。毛泽东探知情况后分析：这些溃兵既惊慌，又疲劳，并不知道桂军是否进城，所以在那里徘徊;如果明了城里的底细，肯定进城掠夺，一师首当其冲。当今之计，只有主动出击，设法赶走溃兵。　　胆子真大!　　校长孔昭绶支持了毛泽东，他认定这个学生的底气：首先，毛泽东曾当过半年兵，有着较好的单兵素养，而且明了军队的基本情况;再者，早在1916年秋，为奉行“军国民教育”，学校曾组织学生自愿军，全校编为一个营，军事教员任营长，进行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已有一支“基本部队”;第三，毛泽东是学友会的总务，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而且还是自愿军的连长，能指挥得动学生。　　孔昭绶权衡再三，决定支持毛泽东去冒险。　　4　　足印：徒手缴枪三千支　　山风刮起，森林哗啦，犹如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也让站在猴子石前的记者穿过时间隧道，成为96年前一个“观战者”：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毛泽东开始实施“出击计划”——组织起一支由100余名健壮胆大的同学参加的志愿军。接着，毛泽东持学校公函前去南区警察局借人，请求他们派员增援。　　吃罢晚饭，学生志愿军穿上平日操练时的军装，手持自制木枪等“武器”，同“借来”的20余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一道，整齐地集合在操场上。月夜朦胧，真假莫辨。远远望去，还真像一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呢!毛泽东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后，命令兵分三路潜出学校，悄悄埋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上，以形成对溃兵的包围之势……　　毛泽东亲率南路军，由妙高峰下去，穿过铁路，迂回到北洋溃军正面，准备阻拦其进路。其他两路则分别包抄溃军的后路和东路。西路则是湘江——一道天然防线。警察则扼守学校背后的制高点——妙高峰山头。行进中，沿途又有一些经过学生发动起来的农民和工人夜学的学员，手持农具、木棒、铜锣和大鼓等，陆续加入队伍。　　夜深人静。各路队伍已“各就各位”。这时，毛泽东他们突然发现：在与湘江平行的粤汉铁路上，影影绰绰的溃兵犹如一条大黑蛇，正向城里蠕动。当溃军进入到学生和警察等潜伏的地域不远时，毛泽东立即命令埋伏在山头上的警察鸣枪三响。霎时间，只见写有“桂”字、“湘”字和“粤”字的灯笼，一起点燃。漫山遍野，灯火通明。随后，毛泽东又令警察放了一阵排枪，命令志愿军成员在洋油桶里大放爆竹。枪“炮”声、军号声、锣鼓声、呼喊声……如狂风骤起，一场“激战”就这样打响了。　　稍顷，毛泽东命令停止打枪，并让几个同学用桂林话一遍遍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了!……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就放你们回家……”溃兵本来就如惊弓之鸟，最怕桂军另路先入长沙城，对他们迎头痛击。现在“桂军”就在眼前，他们慌得手足无措，也就不敢动弹了。毛泽东趁势派出代表前去交涉。不一会，溃军们纷纷举起白衬衣，表示愿意投降缴械。　　当晚，在安排好已缴械的溃军食宿后，一师师生倾巢出动，一齐前来收拾战利品。他们扛的扛，抬的抬，枪支竟堆满了礼堂。　　5　　足音：那才真是第一次哩　　第二天，毛泽东等又领来了长沙商会筹集的溃兵回家的路费。商家们因害怕溃军久留长沙扰乱地方、危害经营，也就捐出了这笔款子。　　溃兵每人领到了5至7块大洋，也就登上了将开往武汉的火车。就这样，毛泽东等“兵不血刃”地遣散了这支队伍。　　学校保住了，长沙城也避免了一场灾难。毛泽东机智果敢，不伤一人，率一群“秀才”缴了数十倍于己的“武士”的枪，后来被专家评价为“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事后，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对年仅24岁的毛泽东的胆识和应变能力深表赞赏，称他“一身是胆”!并取外号叫他“毛奇”(19世纪普鲁士名将)。而他的同班同学邹蕴真则问：“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败军若有意劫城，当晚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归，只得闲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言语中充满自信。可见，毛泽东并不是打无把握之仗，把胆量、奇谋建立在有把握的基础上。　　多年后，毛泽东在与友人谈及此事时，笑着说：要说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然而，就是其平生“第一次”的军事行动，却充分显示出他日后作为一个伟大统帅所具有的超凡军事“天赋”和胆略!　　■链接　　北洋军阀三进三出湖南　　1913年10月至1920年6月，北洋军阀在湖南三进三出。南北军阀在湖南长期进行拉锯战。战争，让湖南大地田地荒芜、房屋焚毁，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1913年10月，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派汤芗铭入湘，取代湖南地方势力的代表谭延闿做督军。1916年7月，湖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在西南势力的支持下，率部攻入长沙，汤芗铭被驱赶出湘。　　2、1917年9月，北洋政府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湘军大将林修梅、刘建藩扯起“独立”旗帜，与傅良佐兵戎相见。此时，西南地方势力盟主——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也不愿北洋系染指湖南，派广西督军谭浩明率部，和湘军(部分)组成湘桂联军，与傅良佐的“护驾”部队激战。在湘桂联军逼近省会时，傅和北洋政府任命的省长周肇祥于11月15日逃离长沙。3、1918年春，北洋政府派吴佩孚、张敬尧等率部分路入湘，击败湘桂粤联军，湘军残部退守湘南。3月，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吴佩孚“止步”衡阳。1920年5至6月，吴佩孚、冯玉祥分别率部从衡阳、常德北撤。湘桂军队乘机反攻，张敬尧于是年6月被赶出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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