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之路(4) 投身新军营 文热心     “投笔从戎”，自古就是中国学子对人生道路的一种选择，青年毛泽东亦然，何况他参加的是直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革命军。    毛泽东半年新军的经历，既影响着他的人生道路，更影响中国革命的历程，还影响着现代中国的走向。      1    足印：协操坪    长沙反正那一天    7月中旬的一天，记者又一次来到长沙市省人民体育场入口处，凝视着“协操坪旧址”那块石碑。旁边文字说明告诉人们，这是当年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的操坪，还有四十九、五十标的营房，也是毛泽东借雨鞋的地方。    旧址新颜，时过人逝，记者只能将毛泽东自述的当年情景告诉世人。在湘乡驻省城中学听了那个革命党人“演讲四五天之后”，毛泽东“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他去城外协操坪“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结果，他“被卫兵拦住”。因为新军反正发动，“大批地在开到街中去”。    新军兵分两路，一路沿粤汉铁路进攻小吴门，一路沿北城墙进攻湘春门。进攻湘春门的那一路在守城门的巡防营接应下，很快进入城内。小吴门处在新军内外夹攻之下。毛泽东在一个劳工的帮助下，“重新回进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他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的看守下了”。    湖南军政府成立后，大肆扩军，因为湖北革命军和清军正在武汉三镇交战，“首应”的湖南要派兵支援前线。不仅在社会上招兵，在学校也招兵——组成学生军。按理，18岁的毛泽东也可以参加学生军，然而他“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    立志救国救民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自己“奋斗的时候。”      2    足印：藩后街    新军营中一列兵    记者来到藩后街，因为毛泽东进入军营后，前期随部队驻扎在这里——清廷的湖南审判厅。    按史志专家的“指引”——那个厅旧址在现在长沙市公安局北侧。“厅”已烟云，址已难辨，这片老城罩在流光溢彩之中。    毛泽东所在那个队（连）驻扎在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局势不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上任才10天，就被叛兵所杀；“首义”的武昌，革命军在与清军激战中连吃败仗，谁胜谁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清廷任命辰沅永道朱益浚为新的湖南巡抚，命他率部夺回失去的湖南政权；在反正当天被斩杀的巡防营主帅黄忠浩的部下，正准备反扑报仇；长沙谣言满天飞，市民心里好不惶然。部队扎在这里，就为维护秩序。    毛泽东来这里的情景，据他的副目（即副班长）彭友胜回忆：1911年10月底，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他正与班里的弟兄们在营房外的大樟树下聊天。上司领来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后生，对他说：“这个伢子想当兵，就交给你们了。”     “借着月光，彭友胜抬头一望，这后生魁梧、英俊，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温和地看着大家。‘我叫毛泽东，字润芝，小名叫石三伢子，家住湘潭韶山冲。今日来当兵，请各位弟兄多多关照。’没等大家欢迎，后生就自报家门。”    “彭友胜站起身来，拉着毛泽东的手说：‘走，进营房看看，正好我的上铺空着，以后你睡上铺，我睡下铺。’”    毛泽东新军历程从藩后街开始。    3    足步：第一次接触“8341”    “8341”是一支步枪的编号。这是毛泽东投身军营后，部队发给他那支“汉阳造”旧步枪的编号。    他爱不释手，每天观看它，擦拭它，非常珍惜。    半年以后，毛泽东离开新军，交出了那支枪，但他终生没有忘记它。于是，也就“衍化”出另外一个故事：解放初，在建立中央警卫团如何取番号时，毛泽东情不自禁想起了那支编号为“8341”的步枪，于是，“8341”部队也就成了中央警卫团的代名词。不管故事是实是虚，而毛泽东不会忘记那支“汉阳造”，那是他与枪械接触的“第一”。    毛泽东当兵很认真，尽管这时军营生活很呆板，采用日本和德国的步兵操典，每天三操两讲，点名训话，而且还一切以长官的意志为转移，稍有辩解，就会遭到打骂，但他通过刻苦训练，很快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回忆起当年当兵的情景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程潜字颂云）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解放后，毛泽东与程潜见面，都以部下对“老上司”之礼待之，因为后者是民初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部长、军事厅长。    新军营的生活，为毛泽东又增加了一般“武艺”。     4    足步：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    新军虽然是一支具有民主革命意识的部队，但成员三教九流。毛泽东身入这个大染缸，却不改救国救民的志向，不少关心时局、研究形势的热情，不减追求新知、奋发向上的浓烈欲望，不失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的清纯本色。在艰苦的训练、执勤之余，他把精力放在了学习上。    1936年，他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不过，已经多于目下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尽管是“社会改良主义”，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此深印在他的脑袋里。后来，他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并为之毕生奋斗。      5    足步：初识“矿工”彭友胜    新军营的生活虽然很刻板，但毛泽东在这里也有乐趣，这就是广交朋友。他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同队（连）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欢喜他们。”“我和队（连）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我能写，读过一点书，他们很佩服我的‘博学’。我能够帮助他们做写写家信之类的事情。”    “湖南矿工”叫彭友胜。1951年，毛泽东那封《致彭友胜》的信，已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两人的友谊佳话本报曾以《悠悠往事湘江边——毛泽东和他的新军副班长》为题，在2011年8月22日8版报道。大致内容是，毛泽东在信中先是劝彭友胜如果能过下去，就在乡下生活；如果实在有困难，就拿这封信找省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帮忙”。此时彭已68岁了，在程星龄的协调下，这位辛亥革命功臣享受了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    从中可见，毛与彭在新军营里情谊非同一般。       6    足步：结交    “铁匠”朋友朱其升    毛泽东回忆中提到的“铁匠”朋友，名叫朱其升。    朱其升是老兵，处处关心新兵毛泽东。毛泽东还没领到棉衣和毛毯，朱其升不仅将自己新发的棉衣给他穿，在天气转冷后还让毛泽东与自己同床共被。空余时间，毛泽东就教朱其升他们读书、写字。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朱其升文化水平提高很快。解放后他经常说：“我现在能记账、写字、做生意、办工厂，多亏毛润芝当年的帮助。”    毛泽东退伍后不久，朱其升也在湖南裁军时回到老家湖北大冶，靠种田、打铁养家糊口。1950年春天，人们满怀喜悦纷纷购回毛泽东彩色肖像，张贴在家里。朱其升对着肖像看了又看，眼睛突然一亮，“好面熟呀，是他吗？”再仔细地辨认，认定“是他，是他！”“难道润芝老弟做这么大官了？”    1952年，朱其升离家到了汉口，走街串巷给人修伞。他惦记着“做了大官的润芝老弟”，就托夜校的孟老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想不到没过多久就收到了回信。他让孟老师给他读信。当听到“其升兄”时，这位老实的铁匠顿时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润芝老弟没有忘记我。”孟老师继续读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旧币，即后来的200元）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毛泽东 1952年8月30日”。    1952年秋天，朱其升怀揣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北京。没想到住进中南海的第三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    他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临行前，毛泽东送他500万元人民币（同上，500元），作为路费和生活补贴。返汉后，朱其升把这笔钱做本钱，将汉口桥口附近补伞、修鞋等手工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和平油布雨伞厂”，他当上了经理。他经常跟工人们说：“我们一定要把工厂办好，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告。”后来，朱其升又一次进京，住了20天。要回武汉时，毛泽东叮嘱他有空可多来北京走走，或写信来反映基层情况。朱其升顿时热泪横流。毛泽东也动情地说：“有困难，有要求，可随时告诉我，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可4年后，朱其升病逝了，两人友谊未能续写。    毛泽东对朱其升、彭友胜这种情谊，既是对军营生活的一种回味，更是他对早期群众工作成果的“巩固”。       7    足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半年后，毛泽东退出新军。    对这一举动的时代背景和心路历程，毛泽东作了说明和解释：“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定”，“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这时，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    毛泽东半年当兵的经历，到后来敢上井冈当“山大王”，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经典论断，把武装斗争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其中应是“萌芽”与“硕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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