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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自珍虽然少年得志，但身处封建大厦行将崩溃的前夜，注定他是个生不逢时的人。其实他也预感到了，他携新妻游西湖作《湘月》时，写下“罗袜香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一句，连用曹植《洛神赋》及苏轼《赤壁赋》中的两个典故，流露出对未来人生中理想难觅、孤怀无托的隐忧。

　　上天偏又作弄这位少年才俊，新婚一年后，妻子一病不起，加上在庸医的误诊下，竟然就香消玉殒了。他此后的人生，就一直不顺遂。或者可以这样说，在龚自珍生命的50年中，以他与段美贞的新婚为界限，则给人以意气风发与愤时伤世，前途光明与失意落拓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

　　当然，龚自珍的后半生有起有伏，亦有不少的新的起点及高点，譬如在段氏之后，他又娶过六房太太，譬如他26岁为举人，38岁为进士，可他总体的人生走向，在段氏谢世后就滑坡向下了。这就像他在诗中评价过的那个腐朽的清王朝，已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无可挽救了。

　　嘉庆二十三年即1818年应浙江乡试，中为人举。但此后10多年间，他屡次应会试落选。其间，他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从过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任过内阁中书及国史馆校对等职，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参加过《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38岁上，中为进士。虽是上了一台阶，但毕竟华年不再。46岁，他在礼部主事（从六品）任上封了顶。

　　龚自珍一生的悲剧，首要原因是他多年应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因而造成他一生的行状，用当代人的话说，则是个“愤青”，牢骚满腹，敏感疏狂，孤傲愤激，似乎谁都对不住他，他不仅“伤时”，而且“骂坐”。

　　据说他应试进士能金榜题名，不是文章写得有多好，而是“骂”得的。这之前，虽屡试不第，但他的试题文章却在全国骂出了名气。那时的考试和现在一样，都是隐去了考生姓名的。龚自珍文章的观点太偏激，两位考官一眼就看出这张考卷是龚自珍的，这个人最爱骂人，也最能骂人。是取，还是舍？两位考官很是伤了一番脑筋，但最终一位考官说：如果我们不推荐上去，恐怕他会骂得更难听。按理，龚自珍应对录取他的考官心怀感激，可事后当有人告诉他，是谁谁坚持录取了他时，他说：啊，是那个无名小辈！这话传到那位考官耳朵里，气得直骂龚自珍白眼狼。

　　当然，一个乱骂人，连房师也不放过，这并非值得表扬。但龚自珍的毛病大概是改不了的。我在参观龚自珍纪念馆时，正碰上展厅里在开一个出版《龚自珍全集》研讨会，散会后，与一个老者聊起来，不料他正是龚氏后人。他说：“龚定庵骂人，连他的叔父都不肯避讳——他父辈有履正、丽正、绳正、京正、守正五兄弟。丽正是他父亲。我呢，是履正的后人。五兄弟中，守正官做得最好，尚书一品，但叔侄俩同朝当官，定庵并没有得到他的好处，他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定庵辞职离京，叔父是巴不得他离开京城呢，少给他惹是生非……”

　　龚自珍在诗中为自己画像：“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诗作，都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龚自珍因得罪了太多的人也有悔省，曾数次戒过诗。但戒过一次又破戒一次，真的是反复无常。“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龚自珍诗词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

　　大清王朝埋没了一个人才，却为后世奉献了一个作为鉴史和参照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文章着眼于社会现实，发抒感慨，纵横议论，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4  

　　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春，龚自珍带着对一个王朝的彻底绝望，辞官南下。主动放弃了仕途的他，变得更加幽愤而轻狂。时常把酒狂饮，语出惊人，有时则登高极目，涕泗纵横，观者莫不动容。他特意用“剑”与“箫”为意象作了一首诗：

　　少年击剑更吹箫，

　　剑气箫心一例消。

　　谁知苍凉归棹后，

　　万千哀乐集今朝。

　　这一年，他47岁。但诗中心境苍凉、意气俱消，与21岁时作《湘月》流露出的心高气傲、狂放不羁相比，已是判若两人。

　　他一路南下，一路盘算：官不做了，今后就只好用诗、酒与美人相伴了。晚年岁月，大抵如此了，罢了罢了！

　　这一时期，是他文学上的最后一个高度。百感交集的他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之二卷。

　　龚自珍在杭州老家住过一段时间，随后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其间，又兼任杭州紫阳书院讲席。道光二十一年即1841年夏，他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

　　但天道无常，这年9月末的一天，龚自珍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龚自珍的死，在当朝犹如一次小小的地震。没有哪位人的死，能有他那么大的反响。京城里那些被他斥骂过的政府要员们听说他死了，暗地里松了口气：看这回，你就到黄土里骂去吧。事实上，自龚自珍后，那个被他斥为“万马齐喑”的社会，竟连一点“骂坐”的杂音也听不见了。

　　有人甚至为他的死，附会了一桩名为“丁香花公案”桃色事件，说他是因畏其长官的报复打杀，才辞官南归的，而现在他并不是暴病身亡，却是因当先惹下的丁香花案，被戴了绿帽子的长官派人下了毒手的。

　　我特别留意查阅了“丁香花公案”。可以说，这是清代最广为人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段秘闻。晚清的小说家曾朴在《孽海花》就写到，他是被宗人府派人用毒酒毒死的。

　　龚自珍在京做官时，是明善堂主人奕绘贝勒爷的上客。奕绘的侧福晋顾太清，虽为满洲人，自小却随姑父姑母在苏州长大，能诗善文，据说她特别爱慕龚的才情，天长日久，两人便生出暖昧之事。后世人从龚的诗中，捕捉到了此事的风影。说《已亥杂诗》中的“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一句，即是两人的真实写照。顾太清才色双绝，附庸风雅，爱着缟袂骑在高头骏马上弹铁琵琶，见过的人都说她是王昭君再世。龚自珍在府内行走，他与顾太清用蒙语聊天，用汉语写诗，用吴语调情，以为别人看不出形迹。龚自珍辞官后，奕绘经人点拨，终于省悟，恼羞成怒，将顾太清逐出王府，任其流落市井，同时暗中派人毒杀辞了职的龚自珍。

　　我是不相信这件事的。想他生前骂了那么多人，死后记恨他的人给他泼些脏水泄愤，也是难免。但有记载说，“丁香花公案”竟是喜爱他的诗文的人专为他所编，以表达对他的敬爱。这真是难以理解了。

　　但不管怎么说，龚自珍是值得我们记取的人！

　　如同恩格斯称道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一样，龚自珍庶几也与之相同：在那黑暗与黎明交替之际，这位清醒与先觉的诗人，以他忧愤的哭骂，以文学的呐喊，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录。

　　龚自珍在思想及文学两方面，在近代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可谓深远。戊戌变法时期的改良派大家康有为、黄遵宪等都很推崇他，受其影响，甚至有摹拟之作；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岭社领袖柳亚子和杨杏佛等，还有“龚癖”之称；鲁迅，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很喜欢龚自珍，鲁迅的散文、杂文和旧体诗，在批判精神和讽刺艺术上，受其影响极其明显。

　　鲁迅之后，就基本没有“伤时”、“坐骂”之人了。至少，是找不出像他或像龚自珍那样敢骂和善骂的人了。

　　社会开明了，思想解放了，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不是就用不上这些“愤青”了呢？！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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