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艺已有四十多年了，有顺有逆，先讲讲我的"顺"。我上学时特别顺，因为我赶上了我们中国戏曲学院一个非常好的老校长史若虚校长，还有就是众多我的开蒙老师和教我艺术的给我很多帮助的老前辈，都是艺术的名家，在这个学校里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先来讲我们的史校长吧，我入校时也就十一二岁，校长就在那时发现我还算是个苗子，也就是我在十一二岁就受到校长的重点培养。我当时的嗓子可能算是比较...
史校长除了对我全面的培养外，在做人方面也很关心我，我当时一直是学习尖子，当个小班长什么的，一直是干部，史校长就说，你是尖子，容易造成和同学关系不好，有一年就让我当生活委员，那时我记得发桃酥什么的，带头擦地，管理内务，当时宿舍经常查卫生，都得把水泥地的缝用碱水擦白了。我们天还没亮就要吊嗓子还要练功，腰腿功、把子功，刀枪剑戟都得打，老师都教一套一套的，还有武功，这是所有戏校的同学都要学的基本功，8年呀，很苦，也偷偷掉过眼泪，但也是越学越喜欢，要想学戏必须有毅力，必须要把事情干到底。在戏校期间史校长对我学艺做人都给予很大帮助，后来老一辈领导也对我们下一代关心、爱护备至。困难时期，我们都挨饿，还要练功，就都浮肿了，我们就休息，给点豆面给点糖，大家都经历过的，每次史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都是批评我的艺术不扎实，他看我的戏我就比较紧张。
有一次，一个老师叫我说，史校长让你到办公室去一下，我就去了，我一进门，史校长就说："坐下"，我就坐在门口的一个椅子上，"把那个桌上的东西吃掉"，我一打开，原来是两片火腿肉。哎呀，我现在想起还是很难过，那时虽然作为有级别的干部有点补贴，也不很富裕，但是他看到我们学生没有好吃的，练功又很苦，首先想到的还是我们。当时我就把两片火腿肉吃了，还在等他批评我点什么，"走吧"，哎哟，这次校长叫我来就是让我吃这两片肉!这两片肉在现在看来真是不算什么，但是就让我记了这一辈子。我小时候个子很矮，史校长就盼着我长个儿，因为一个好演员需要多方面条件，光有嗓子有扮相，没有个儿也不行，所以他老用一种办法激励我，他办公室有一个书柜，我一去他就给我量，我就恨不得站得直直的，也不敢踮脚尖，希望能高一点，他就拿刀子在柜子上划一道，从我很小大概四五年级就开始刻，一直到我毕业，柜子上刻得密密麻麻，他为了让我快点成长，付出心血太多。我记得我当时为自己不长个儿老师看着着急，到操场上拉吊环，想长个儿。
后来学现代戏，比较讲究表演，因为我们小时候学传统戏，这方面差一点。史校长就重点加强我们的表演功力，有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李维康进来"，我就进去，"出去"，我就出去，就这样来回三四次，然后就问我："你看我这屋里有什么变化?"我就很仔细地看了一遍，我说真的没有发现，史校长就说："你看看我这门! "我又仔细看了门，还是没发现。他说："你要记住，我原来的门把是拧的，现在是往下按的。"就这么一个细节，就是换了一个门把。 史校长说，我们生活中原来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作为演员，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要有所记忆，要留在心里，观察生活对演员的艺术生涯是有帮助的。这句话我也是记了一辈子。其实史校长"文革"中也受到很多委屈，他老人家也没享到什么福就故去了，他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演员，真是桃李满天下!所有的学生都会记住他， 这样的老艺术家、 老前辈不用刻意地刻画，大家都能知道他的用心所在，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他。
从天而降的厄运仿佛被上万只脚踩在地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是尖子，我真是一个特别好的孩子，在学校确实是一心一意学戏，和同学关系也很好，都叫我"李姐"，可"文革"一开始，立刻掉到万丈深渊，地下写着"红色恐怖万岁"，我的房间里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一躺下就看见这个，学校主楼从一层到五层贴满了污言秽语的大字报，都是污蔑，当时我满脑子就是："不是这样的，怎么能这么说呢!"当时的我头脑可能比较简单，还停留在这个阶段，根本没有"我不活了"的想法，没往那儿想。当时班上有两个同学，一个姓杨，一个姓赵，在我看大字报时我总觉得有两个人在我旁边站着，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怕我晕了，同学都怕我承受不住，他们真是一片苦心!那时我吊嗓子、练功都习惯了，让我整天听批判，我觉得浪费时间，就到学校后面的小花园喊嗓子，结果被一帮人堵住，奚落我："你还想上京剧院啊，不可能了，你这个臭尖子、修正主义苗子!"
那个年代大家的脑子都很乱，人们已经不知道是非，有一次，在吊嗓子的时候，突然从上面掉下一块大砖头!一块大砖头猛然从我眼前掉下来，非常近，我想如果当时它砸到我，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就在掉下来之后我马上一抬头，五楼的一个窗户开着呢，到底是谁今天我们也不用追究了。因为受到很多刺激，有点精神衰弱，总头疼，每天到建筑工人医院做火花电疗。在路上，经常就有一帮人随便就把一个人打死。我路过时看到那些人指我说我，回学校路上我还碰到他们，还听到后面叫"李维康"，我在前面一愣，因为有点准备，我也不敢答应，不能让他们觉得是我，也不能让他们觉得不是我，我就像没事一样往学校走，也不敢走快了，怕他们发现，心里紧张，心跳得没法说，等快到学校了，一拐弯我就一口气跑到学校，我的心从没那么跳过，我想如果我这时要是回头，有可能被这些无名的人打死，当然就是这么一种状况。那时我弟弟在湖南，串联回来给我一截三节棍，说："姐姐，如果碰到那些人，你就这么抡"，我说："我怎么抡呀，也不会呀，"我当时就在心里反抗：我这么一个无辜的人怎么就得不到保护呢，但是也没有办法。
后来"文革"中，就被"揪出来晒太阳"，陪着那些所谓的"反动权威"批斗啊、做检查啊，突然有一天工宣队把我偷偷送到京剧院，当时他们在排戏，是《红灯记》还是《平原作战》我记不清了，我就调到京剧院了。这是第二次进京剧院，还没排什么戏呢，我们学校造反派就来贴大字报了，说是"揪回李维康，回学校搞文化大革命"，这样造反派头儿与京剧院交涉，最后结果是李维康还是得回学校，我就又被"押"回了学校。在学校排练场给大家作检查，经常受他们的批判，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京剧院又需要我，调我过去，这次就说不兴师动众，一辆自行车驮着我的少数行李，前面一辆先走，我们在后面，就像平时出去一样，尽量不惊动造反派，就又到了京剧院，这是第三次进京剧院，当时造反派还是不同意我去，又跟京剧院领导交涉，我当时真是很生气，我也有我的人格，你要觉得我有问题，就不要让我来了，我说如果这次我回去了，就不要让我再回来了。可能因为这样，后来一研究，就在中国京剧院宣布，李维康正式调入中国京剧院，这样呢，我就是第三次进中国京剧院至今，55年就没换地儿了。
顺也好，逆也好，一句字就是"难"，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本来不应承受这么多磨难，但就因为酷爱艺术、太爱京剧，才经历了这些磨难，皆缘于对京剧痴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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