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续二：有关《边城》的漫议与漫忆（十章）

作者：向午平

                  续二：有关《边城》的漫议与漫忆（十章）

                                                       颜家文

　　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应该超越阶层，超越集团。作家应该比政治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作家的创作是从整个人类的利益出发的，是对世界文明和进步负责的。

　　一九五一年刚从阵痛中缓过来一点的沈先生说：

　　写小说有好处，即对人客观，尤其是因此理解人善良。……一个人的本质总是要从善良发展的。一切文学都要有个深度，即看作者对于人的理解，以及把它结合到种种人事上时情形及发展变化中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善于处理他，表现他。一切作品伟大和深入，都离不开表现和处理。目下说，有政治觉悟似乎什么都成，其实不成，还要点别的东西，要情感，要善于综合与表现！这不仅是生活经验和政治性高度热情即可成事，还有些应当从更多方面来培养的东西。要一种厚厚的土壤，才可望发芽生根。也近于从人的本质上提高的问题，不是抽象教条和斗争经验即可成事。

　　一支笔自然得浸透一种诗的感兴。（《沈从文全集》十九卷。106页。《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

　　这一段主要是说作者。要从善良发展，从爱出发。要从本质上提高自己。不能光靠一点政治觉悟和斗争经验。要有诗的感兴。

　　某一个时段的政治与斗争有时是权宜之计，过眼即逝。沈先生和我在他前门宿舍的谈话也说过，政治与政策是会时时有变的，所以他说，把人与事放在地方风俗中还靠得住些。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九四九年后的许多小说，写政策的不少，不可否认这些作品对推动当时的斗争和中心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似乎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但是文学仅仅起这样的作用就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就是把人放在政治的背景中写，也是要写人，不是单纯地写政治。

　　让我们再往前推十一年，看看那个时候沈从文的说法。

　　一九四零年八月三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会的讲座上说，一个好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为止。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中有所启示。对人生和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庸俗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然而从许多简单而便利的方法和工具可以使用且在于那个多数方面极容易产生效果，似乎不必要文学中小说来做这件事。小说可作的事远比这个大。若勉强运用它作工具来处理，实在费力而不大讨好。（只看历史上绝大多数说教作品的失败，即可明白把作品有意装入一种教义，永远是一种动人理论，见诸实行并不成功）至于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以外。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既已足，尚必需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肉体基本的欲望，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和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也自然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而且说得夸张一点，到近代，这件事别的工具都已办不了时，惟有小说还能担当。原因简单，小说既以人事作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都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

　　在沈从文看来，一般的乡愿道德的提倡，可以有较为便利简单的方法容易产生效果．在我的理解，如说教育人不要做坏人，可以通过普法宣传去完成；教育人不做坏事做好事，可以提倡向雷锋学习一类活动去完成；教育共产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可以树立像孔繁森这样的典型做榜样．等等．而文学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它是负责把人从生命引导到更崇高的理想上去的如暗夜中灯笼与火把一类的工具．建国后我们也有把文学作为单纯的某种政策需要而组织写作的时候，经验证明，这些都是不成功的．

　　沈从文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他自己说自己是在建一座希腊小庙．

　　在沈从文自己的创作中，他不愿去写恨，不愿去写恶，不愿写阴谋残忍。他见过成百上千的人在他面前被杀戮，而在写作中，他却总是从爱出发，从善良出发。他过茶峒去四川，是跟着部队去打仗的。披一身风雨，穿一双草鞋，踏两脚泥水，站在高高的山顶回望边城，他看见的却是竹林与云雾，清流与渡船，还有白塔与山崖。

　　牧歌情调中的茶峒，风土人情可真美啊！那儿的空气“安静，和平”，那儿的人物“聪明，正直，勇敢，耐劳”，“也好利，也仗义”，对于自然安排的损失，抱一种不怨不尤的宿命论。连那当兵的，做妓女的，也都给诗化了……（汪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