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万毅　见习记者　吴红霞

　　编者按：

　　今年入夏后，我市最高气温、高温天数创下1959年以来同期最高值，部分地区出现了42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全市76.8万人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近5亿元。

　　如今，旱情暂告段落，但突如其来的大旱，加上近些年越来越频繁的气象灾害，促使我们有必要对防灾、减灾进行深入思考。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访农业、水利等部门，奔走于乡镇、农村，听闻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所思所想。

　　这个夏天，我市遭遇自1959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为严重的高温干旱，全市76.8万人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近5亿元。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我们可以把这次百年大旱归纳为一次“概率事件”：一场在历史中随机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不过当我们一步步靠近这次干旱的谜底时，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除了科学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探究和反思。

　　干旱来袭 “短板”凸现

　　今年7至8月，一场近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肆虐了我市。据气象部分统计，我市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仅21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近四成，其中永定区偏少五成以上。而同期气温却异常偏高，两个月内，仅慈利县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就达13天。

　　对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在旱灾发生后第一时间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抗旱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切实抓好当前抗旱减灾工作的紧急通知》，对抗旱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市委书记杨光荣，市委副书记、市长许显辉等市领导多次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抗旱，协调解决抗旱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各级各部门也集中力量，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抗旱救灾，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旱灾损失。

　　关于旱灾的成因，学术界给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全球气候变暖，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破坏了大气结构，造成海洋季风无法登陆形成降雨。

　　而我市复杂的地质构造也是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我市属喀斯特地貌发育地区，普遍存在地表水存不住、地下水利用率低的问题。喀斯特地貌还带来另一个严重问题——水土流失严重，降雨径流大部分或全部下渗至地下，难于发挥对地表植被的涵养作用。

　　这种占全市三分之一面积的喀斯特地貌使我市水利基础设施分布严重不合理，导致我市抗大旱、长旱的能力明显不足。如慈利县的熊家庄、高峰等地，因地质原因根本无法修建水库。当洪涝或旱灾来临时，这些乡镇大多数都只能束手无策。

　　大旱是对人的一种考验，更是对我市抗旱设施及能力拷问。

　　近年来，在中央和省财政的支持下，我市50多座小I型水库摘除了“病险”的帽子，为抗大旱提供了资源保障。特别是我市的大型灌区由于有中央财政续建配套资金支持，整体灌溉能力发挥不错，今年大旱中保灌面积达16万亩。但占灌溉面积大头的中小型灌区，却相对薄弱。全市700多处小型灌区设计灌溉42.5万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不到36万亩，今年保灌面积不到30万亩。

　　而投资主体和管理的缺位造成乡镇小型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是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但目前农民种粮的比较利益太低，农民不愿意进行水利设施投资，也难以投资。过去被取消的“两工”制度也使农民即使在农闲时也难以组织劳动力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整修，造成现在有的水库即使有水，由于排灌渠道被毁，水路也不畅通。如今，已很少有人考虑到渠道作用，不是被截断就是被填埋，或退化成污水沟。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近2万口山塘，报废的达40%以上。

　　灾后反思 未雨绸缪

　　每当旱灾发生的时候，暴露出的这些“短板”，我们恨不得能一夜之间补齐。而一旦过去，似乎又“好了伤疤忘了痛”。

　　我们必须认识到，干旱灾害是一场“慢性病”，它不可能象暴雨台风等其它自然灾害那样一下子完全将它的危害呈现出来，如果起初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那么它就会慢慢侵蚀并不强壮的身体。当它“病倒”的时候我们再开始重视，付出的代价无疑要增加许多。回望大旱中凸现出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改各自为战为联合作战，形成水利建设合力。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国家每年都拿出大量资金用于农村基础施设建设。国土部门有农田整治项目，财政部门有农业开发资金，烟草部门有烟水工程项目，这些资金全市每年都有好几个亿。但由于项目资金投入的多元化，部门力量分散，项目实施管理各自为战，造成各类涉及农田基本建设的项目未统一规划，造成资金浪费。只有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做法，加大这些专项资金的整合力度。这种整合所做的不是简单的加法，因为有了规划作前提，聚拢的大笔资金可以统筹安排，配套使用，就能产生“1＋1＞2”的效应。

　　改以灌区为主为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张家界灌区是由全市7处中型水库和2处中型水轮泵站灌区联合组成的一处大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32.11万亩，有效灌溉面积22.69万亩，占全市有效灌溉面积的28％。灌区在这次抗旱攻坚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骨干作用。仅慈利县庄塌水库今年在实施除险加固和打通龙灯峪引水隧洞后，年蓄水能力就由原来的不到700万立方米增加到3000万立方米。通过大型灌区节水配套等工程项目建设，渠道首尾输水时间由原来的48小时缩短至8小时，有效灌溉面积也由原来的1万亩扩大到2.4万亩。 

　　但由于我市特殊的地形地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修水库筑水坝。记者发现，此次抗旱中，村民们通过使用水窖储水的方式应对旱灾很是有效，一口30立方米的贮水窖可满足4至5口人家庭3个月用水。截至目前，我市已投入700多万元，在永定区戴家湾等缺水严重的村建起3100多个水窖。据了解，到2018年，我市将建成2.7万个水窖，新建小型水库3座，联通渠系工程300多公里。这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必将大大提高我市防汛抗旱的能力。

　　改临渴掘井为未雨绸缪，加强抗旱保障。防汛抗旱事关民生、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是一项极其重要、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虽然我市在近几年的防汛抗旱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套应对水灾旱灾的有效机制，但是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防汛抗旱保障，特别是物资保障还需加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些村连水泵、水管这样最起码的抗旱物资都没有，遇到旱情只能坐等救援。与其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改完全政府出资为以农户为主导，提高农民兴修水利积极性。目前由于大部分农田水利设施涉及的受益农户常常分布在不同的村，甚至不同乡镇，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积极性不高。而大量劳动力外流，非家庭主要成员在决策的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也使得作为农村公共投入决策的首推方式——“一事一议”陷入僵局。近几年，中央提出要大兴水利强基础，钱有了，力由谁出呢？关键还得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其中。有专家提出，可以采取“国家出钱、农民出力，以工代赈”的路子，即政府是“包工头”，农民是打工者，政府根据农民提供的劳力来核算工资。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就业，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时值九月，新一轮水利冬修已经拉开帷幕，希望相关部门能在冬修中对症下药，补齐“短板”。现在，请我们把目光先聚焦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并尽自己所能行动吧！